沈潇潇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我去读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部《霍乱时期的爱情》，不用说是冲着疫情而非爱情去的。不意小说中很少出现我所期待的霍乱疫情期的世相描绘，倒是对爱情透彻淋漓的描写让我顿生迟读之憾。

    单纯就故事而言，天下作家对爱情已再难编造出新花样，这可能是我不太喜欢阅读那些冠以“爱情”之名的小说的原因之一。马尔克斯也许并不例外，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贫寒的男主人公阿里萨喜欢上了女主人公达萨，而达萨最终嫁给了有高贵门第的乌尔比诺医生。半个世纪后医生去世，终生未娶的阿里萨（当然已不再贫寒，成了一家轮船公司的董事长）通过煞费心机的追求，终于有了一次亲密加隐秘的旅行。

    不错，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滥的俗套故事。但就在这个俗套子里，马尔克斯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对阿里萨、达萨以及乌尔比诺的爱情进行了全方位无微不至的精准剖析，“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之言诚不为虚。对这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相思和爱情，在一篇短文中难以详加评说，还不如随手摘些书中的句子以窥一斑来得直接。如“婚姻的问题在于，它终结于每晚做爱之后，却在第二天早餐之前又必须重新建立起来”，如“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如“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有她在那个年龄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无法复刻的美”，如“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小说中不是画龙点睛，而是孔雀尾翎上遍布的美丽斑纹。小说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言之不虚。

    我重点想说的是小说结尾——已逾古稀之年的阿里萨和达萨那场半个多世纪后姗姗来迟、几近蜜月“私奔”的行程将结束之时。在“新忠诚号”轮船即将靠岸时，达萨突然感到头疼——用她的话来说是“就像要死了一样”。这濒死的感觉并非昨晚尽欢时茴香酒的后续作用，而是出自她内心深深的恐惧——对马上就要上岸到家后就要回到往常的高贵遗孀的生活轨道中去的深深恐惧，对即将深陷“我们最常见的美德”（“对自己的不幸逆来顺受”）中的深深恐惧。

    阿里萨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还是达萨“都无法想象自己在舱室以外的另一个家里，吃着与船上不同的饭菜，投身到一种对他们来说将永远陌生的生活中去——那真的像死一样……”在无以逃避的真相到来之际，他在卫生间哭尽了“最后一滴眼泪”。

    而此时，政府部署在港口的抗霍乱疫情巡逻队向船长喊话，命令轮船驶离港口去沼泽地，等候办理船上人员隔离手续。自黄金港返程以来，为规避熟人登船，船上一路挂起了感染霍乱的标志，所以此时船上乘客只有阿里萨、达萨和船长的情人。阿里萨（别忘了他是轮船公司的董事长）“透过窗子看了看航海罗盘上那一整圈刻度表，又望了望清晰的地平线，望了望十二月万里无云的天空和可以永远航行下去的一望无际的水面”，对船长说：“我们走，一直走，一直走，重回黄金港！”惊诧万分的船长问阿里萨：“您此话当真？”阿里萨的回答斩钉截铁：“从我出生起就没说过一件不当真的事。”船长嘟哝了一句：“见鬼，那您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回回的究竟走到什么时候？”对此时的达萨，小说动情地写她的“睫毛上看到初霜的闪光”。

    小说接下去的文字非常给力：

    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以来的日日夜夜，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都准备好了答案。

    “一生一世。”他说。

    小说至此戛然而止。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对马尔克斯这别出心裁、惊世骇俗的结尾喝彩，而我恰在半月前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有一对年轻夫妻，妻子是贵州人，丈夫是重庆人，居住在贵州。他们年前在重庆过年，过完年要回贵州。在经过重庆与贵州边界的一座大桥上，把守桥梁一端的贵州方人员一查身份证，坚持不让重庆丈夫过去。那就掉头回重庆待着吧，结果把守桥另一端的重庆有关人员不让贵州妻子回重庆……小车在桥上来来回回交涉无果，那位重庆丈夫一脸无奈：“两头都去不了，我们可不能在桥上生活啊！”

    在现实里，那对小夫妻不甘被困于桥梁两端来来回回的囧途，而在故乡和异乡之间的航道上永无止歇的来回航程却是阿里萨义无反顾、心甘情愿的选择——这看似无奈中的囧途在他和达萨看来也许是最切实可靠的爱情永恒之旅。但就像鲁迅当年追问“娜拉出走以后”，就像质疑童话里灰姑娘和王子“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之后，我也不禁想俗俗地问浪漫的马尔克斯：在肮脏的马格达莱纳河上来来回回不息的航程，真能使阿里萨和达萨的爱情保鲜至他们生命旅途的终点？

    在现实疫情版的《人在囧途》之后，我已不想对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天才构思进行盛赞。其实，他所称的“具有和霍乱相同症状”的爱情，在小说结尾时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囧途，那条“一生一世”的爱情航路只是小说家手中那块魔方般的手帕下的虚幻魔术，而无所遮拦的现实总能轻易把这块看似神奇的手帕戳出个突兀的窟窿来。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这样说：现实真像极了这块手帕下的魔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