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裕

    1954年，母亲和外婆对8岁的我说：“今年你要乖点了，要读书（上学）了，书读出可以去当先生（老师）。”但什么叫读书，什么叫先生，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年八月的一天，母亲对我说：“后天你就要读书去了。”又过了两天，我刚睡醒，就听到母亲向隔壁大伯借鸡蛋，说我今天要读书去了。还在床上的父亲和哥哥教导我说：“你今天就要读书了，看到教书的人要叫‘先生’，要尊重他，多欧欧其(多叫叫他)，跟同学要相处好，不要吵架。”

    那天早上，母亲为我穿上较新的衣服。吃过早饭，我背上哥哥用过的旧书包，带上一块祖传的油漆过的木制写字板，还有母亲为我新买的石板、石笔、毛笔和铅笔等，再带上从大伯家借来的两个白煮蛋，由母亲陪着，到离村约2.5公里的鄞县观岭乡(现海曙龙观乡)南坑读书。

    同去读书的共有四人，其中两人我称呼为“姑姑”的比我早一年上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学校设在南坑一座庙里，三间屋，三面用泥墙围着，其中一间围起来供我们读书，两间做活动室场地。读书的那间屋里，正对屋檐下挂着一幅不知道谁画的《姜太公钓鱼》，中间是两张长课桌，估计原先是庙里吃饭或念经的桌子，旁边的两把长凳子，坐着我们不同年级的十二三个同学，先生面前一张方桌，后面一把凳子。先生叫陈文尧，是鄞江晴江岸人，写着一手好字，会画图，还会拉胡琴。

    第一天上学，和学校里这么多同学坐在一起，我的心里既兴奋又好奇。先生给我发了语文、算术两本书，并用毛笔在上面写上了我的名字和“一九五四年八月”的字样，还给我发了几本作业簿。

    翻开课本，前两页是彩色图。其中语文书第一页是毛主席与两个男女学生的半身像，第二页画着天安门。我还没怎么看清楚，就听到旁边几个比我早一天上学的同学在高声地朗读着：“开或校”。这时，旁边我父亲表兄的一个儿子给我介绍说，上面坐着的是先生，并指着语文第一课说读作“开或校”三个字。后来我才知道，这纯属语音差别，应该读作“开学了”，而不是“开或校”。

    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学写毛笔字，字没写好，却把墨汁倒在了语文书上，把第二页课文都弄脏了。其他同学都说我一定要被老师骂了，我急得哭起来。结果老师来了以后，其他同学把情况一反映，老师却说没关系，至此，我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

    就这样，我每天来回走约5公里的路，前往南坑读书。带去的中饭基本是“蒲留”饭包，放一点咸笋，一般冬天在我父亲的几个表兄家热一下，有时小菜也吃他们的。我脚上穿的是一双新买的跑鞋，这种鞋虽然样子与球鞋差不多，但底薄而且硬，据说价格要比球鞋便宜一半，冬天穿着很冷，加上身上穿着也不热，有时路上有冰，真正“冻煞”，只能到父亲表兄家用火堆烘热了再去上学。

    其实，教室里有时也很冷。早上，同学们都会用“追逃（跑步）”取暖。等太阳出来后，就去能避风晒得着太阳的岩上读书。下课活动一般都是“伴幼埋（捉迷藏）”，也有在石上下“十记廿记”和“旋旋棋”。“旋旋棋”就是用正反两把长凳当跷跷板，中间站着一个老大（公证人），多人可玩。但是有次我们玩时，不小心上面的凳子歪了，四个人都掉到了地上，其中一人手臂脱臼，一人双鼻出血，连老师都被吓呆了。后来，我姐姐给我买了一只皮球，大家都抢着玩。

    第三年，班长吴贵祥去雪岙读书，大家便选了我当班长。其实当班长也没什么大事情，就是上课喊“立正，坐下”，下课喊“立正，解散”。当我读三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粮食更紧张了，来读书的人也渐渐少了，后来只剩下我一人上学。

    因为家中没有大米，母亲从溪口买来了咸光饼，每日让我带几个去。因饼吃起来方便，往往不到中午我就吃光了。也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读书，老师下课也早，所以回家路上，我都会在路边采点好吃的野果充饥。有一次，我在上马岭摘“阿公公（野莓）”，跳下来脚刚好刺在一块尖石上，脚底戳了一个洞，血流不止，我急得大哭。对面桔子山脚的村民听到后还以为我被蛇咬了，三四个人拿着棍棒赶来，一看是脚被刺了，赶紧为我上好草药，用一块布包住我的脚，一位同姓阿哥还把我背回了我家。

    第二天，老师闻讯赶到我家，住在我家，给我上课。就这样，我在南坑读了三年半书，直到1958年，我才去溪口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