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慕容

    在家乡，红白喜事都是大场面，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吃喝安顿离不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张罗帮忙。每个村子里都有集中办酒席的地方，每当大厅显著的地方挂出了一张“执事单”，就意味着一场红白喜事即将开始。执事单上，分书记、请客、烧火、洗碗、掌厨、托盘、上案、打杂等，这些人统称为“帮衬”。“书记”掌管钱粮，相当于是财务和文书，在红事中，他负责请帖的书写和发放，每一笔礼金的清点和记录；在白事中，他负责登记花圈花篮上落款唁客的姓名，亲友们的吊资。从执事单的人数上可以大致推测出红白喜事的规模大小，执事单的最后一句是“希各执其事”，好像是领导的一句嘱托。这个领导就是执事单上排在第一的“总管先生”。

    在我的家乡，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慈孝文化赋予红白喜事丰富的内容、繁琐的形式。那种环环相扣的精细复杂自有家族的长辈操控自如，决计不会失了毫厘、乱了分寸。在家族里的长辈中选出一位德高望重者，他就是“总管先生”，在操办中拥有至高的权威和无上的权力。总管先生不但精通各个流程，而且善于调和矛盾。有些人家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铁板一块，甚至之前有反目成仇的，但婚丧是大事，关乎一个家族的名声，总管先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亲人们又重新团聚在一起。

    几十年来，我经历过家族中数十次的红白事，不断在“家属”“宾朋”“唁客”和“帮衬”之间转换角色。除了“总管先生”，我几乎做过执事单上的任何一个职位。从我爷爷的丧事开始到最近的表侄结婚，弹指一挥三十年，家族红白事的总管先生几乎是同一人。

    “总管先生”，方面大耳，身材高大，大家都尊称为“均伯”，比我爷爷小20岁，是他最小的族弟，1953年参军，部队在东北边境集训，是抗美援朝的后备力量。均伯退伍后就在家务农，也没做过村干部，但为人古道热肠，遇事头脑清晰，把邻里交托的红白喜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家族中也有不少在城里做官、办企业的，但见到均伯，都毕恭毕敬，因为均伯操办的大事，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一年四季总可以在不同的场面中见到他，慢慢地，不管事前事后，人们都尊称他“总管先生”。

    喜事都是择了黄道吉日，可以慢慢准备，丧事一般都比较急，谁也不知道自己哪天离开，平日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撒手人寰，家族里总是有这样令人猝不及防的悲剧发生。总管先生的存在就如定海神针，他抚慰家属的情绪，有条不紊地布置流程。

    十几年前我小叔公猝然去世时，正是大年三十，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堂伯正在外地出差，亲戚们正准备过年，丧事如何办？家里因为缺少了主心骨，一时拿不定主意。这时，总管先生闻讯赶来，他时年已过古稀，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他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大家都忙着过年，先不通知，暂不发丧，一来可以等孝子，二来也可让亲戚朋友吃过团圆饭。”两天之后，堂伯赶到，贴执事单、请小唱班，白事方才按照流程按部就班地操办起来。

    虽然在两种不同的氛围和节奏中游走自如，但我更希望是在红事的场面上见到总管先生。他必定是笑容洋溢，耳朵上夹满了烟，看见宾朋就乐滋滋地打招呼，好像是自己的儿孙结婚。在婚宴上，他不但是总管，还是证婚人。他的证婚词庄谐并重，令人捧腹，但好像几十年了都是这个味道。最后一次在婚宴上见到他，是在几年前一个表弟的婚礼上，他满场游走，一桌一桌挨个向人敬酒，握杯的手微微颤抖，这时我蓦然发现，他已经老了。

    事实上，近十年来至少在婚宴是很少见到他了，家族的人办喜事，更倾向于男女双方合办，大酒店里预定，就吃一顿，省去了在乡下连吃两三天的铺张排场，总管先生、执事单也就用不上了，自有婚庆公司精心操办着。几年前我一个表兄娶媳妇，恰好跟总管先生坐同一张桌席，这是我第一看见总管先生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婚礼上。看见流光溢彩的婚庆布置、诙谐幽默的金牌司仪、喜庆热闹的互动场面，总管先生怅然若失：“昨天不知道下喜了没有，现在的人都偷懒，下喜汤果都懒得做了。”

    铁打的总管先生，流水的席。第一次我在爷爷的白事上见到总管先生，他正值盛年，我从未想到总管先生也会变老甚至死去。事实上，时至今日，家族里的祖辈们早已凋亡殆尽，很多的大场面上，都是我父亲接过了总管先生的担子，而他主持的丧事上，吊唁的都是同辈人。总有一天，我们这一代人也会出现总管先生，我们曾经在喜事中被总管先生按着头拜了天地，被他出题捉弄罚酒，现在，我们将接过他的衣钵。

    去年总管先生去世的时候，已经八十八岁，刚刚过了米寿，我没去参加他的丧礼，听说丧礼很简单，没有昔日他主持的繁文缛节，因为他立下了遗嘱：不用烟火爆竹，不要铺张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