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平

    邬维庸，祖籍奉化西坞。其父邬志豪（1886-1946）为上海、香港著名实业家。上世纪初，邬志豪从西坞去上海，从衣庄（服装店）学徒做起，艰辛创业，发展成拥有多家衣庄、绸布号的“衣庄大王”，之后又开办中原百货公司和上海宁波实业银行。1923年，他被推选为上海商界联合会会长。他关心家乡，多次资助西坞教育事业，在老家建有西欧建筑风格的“小洋房”，并带不少家乡子弟到上海发展。

    “七七事变”后，邬志豪将实业转移到香港，并成立“苏浙沪商人协会”赈灾救助。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他退居澳门，组织成立“澳门浙江同乡会”，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邬志豪在香港病逝。

    邬维庸1940年随父迁居香港，受其父爱国爱乡服务社会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影响，从小就立下鸿鹄志。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后赴英国深造。回港后自开诊所执业，以医术精湛，尤其精于心脏内科而闻名，曾任香港医学会会长。在精神病康复方面也卓有成效，创办了具有国际水准的新生精神康复会，任主席达40年之久。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布后，邬维庸积极参与香港回归工作，1992年起担任国务院和香港新华社港事顾问，1996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他曾任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副主席，组织参与了一百多场庆回归活动。他认为参与回归活动是培养港人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最佳途径。通过广泛参与，让港人加深对自己的根，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感情的认知感，有利于“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落实。

    1995年4月，以时任奉化市委书记汤能忠为团长（我时任市政府副市长、为副团长）的团组去香港招商考察。邬维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位于浅水湾的家宅内，会见部分招商团成员。他身材壮硕，面容和善，讲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家乡来人了，我很高兴。”在与他交谈中可以感受到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香港、关心家乡的赤子之心。当时离香港回归还有两年多时间，香港社会上有一些不稳定因素。邬维庸坦言，由于经历长时期的殖民统治，不少香港人还欠缺对祖国的感情，目光短浅，担心回归后有变，有的离港去其他国家定居。他称赞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伟大的创举。香港回归后，不仅不会失去自我，反而更能发挥香港优势，国家好、香港好，港人才能好。有了归属感，才能有自豪感、成就感。有了这一切，就能抵御任何困难和险阻。

    邬维庸和他夫人伍锦贞还设午宴招待我们，席间询问了家乡情况，汤能忠作了简要介绍。因我老家也是西坞，我补充介绍了西坞情况，说他家的“小洋房”保存完好，欢迎他回家看看。他笑着说：“我1937年4月出生在上海，一直没有回去过，我的根在奉化，今后有机会一定去。”

    1997年7月1日，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邬维庸除了继续致力于医疗卫生、福利、教育事业外，在香港政坛上发挥了爱国爱港者的重要作用。他是九届、十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他参加了多个香港政治咨询委员会，积极参与代议政制的工作，为落实“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以及香港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香港回归后的稳定和发展上。

    2007年7月下旬，他随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到安徽省视察，随后到青岛出席基本法委员会会议时感到不适，之后回港诊治，证实患急性血癌，同年10月3日病逝，终年69岁。10月1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他举行公祭仪式，中央政府代表和香港特区负责人、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全国人大、政协负责人发了唁电。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乡贤邬维庸爱国爱港爱乡的精神和事迹永久留存在我脑海里，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值得我们纪念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