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信胜 

    还记得我最早乘汽车是在现南山路与公园路的交界处、当时称作“解放桥头”北侧的一个地方，可能是奉化的第一个汽车站。

    那时路中间有个停车棚，可以并停两辆汽车。每辆客车后面竖有一只像洗面盆一样大的圆柱体，上面有像茶杯那么大折弯的烟囱。我怀着又紧张又好奇的心情坐上车，只听到后面“咕噜噜、咕噜噜”地响了半天后，驾驶员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动车子出发。后来才知道我坐的是木炭车，用的动力是蒸汽机。司机在开车前，要在车后不断地摇动鼓风器，把木炭燃烧旺后依靠水蒸气冲力才能起动车子。这种车动力不足，遇上陡坡就很难爬上去，为此在车上配备了一名司乘员和几块“三角柴爿”。上坡时，汽车爬上坡几步路，司乘员往后轮垫上一块“三角柴爿”，以防车倒溜。一块块递进，如此循环动作，缓缓向上前进，直至车子开上岭顶。

    后来，汽车后面的“尾巴”不见了，据说是换成了汽油车。车上禁止吸烟，那时不是说为了自己和他人健康，而是防火。汽车站搬到了惠政西路后来叫“二运”的地方，当然，车站也比前像样多了。开车前，站员面向全体乘客陈述本车去向及路过的站名。他先吹了一下哨子，引起乘客注意，然后比如说到宁波，就在候车室内高声地背出滚瓜烂熟的站名——本车次开往宁波三市段塘栎社横涨鱼山头张家垫江口横路……一口气中间从不停顿。上车后，又复述一遍，提醒乘客不要乘错车。此外，他还告知乘客包括禁止吸烟等乘车注意事项。

    那时候乘车真正是“一票难求”，尤其是远途。记得有一年，我欲到新昌县的一个镇里去探亲，为了买车票，大年初一上半夜就动身，步行60余里路途，跑到江口车站，天还是黑蒙蒙的，好容易等到车站开门，却被告知今天没有车票，急问明天车票，被告知也早已售完，忙问：“那后天呢？”“你到明天来买。”售票员冷冰冰地说。我知道到新昌车子是宁波始发，江口站仅留三张票位，在那里等车是没希望了。当时奉化到溪口有票，我想，与其在江口傻等，不如到溪口去宿夜，于是就到溪口找到旅社。第二天一早，我又去溪口车站碰运气，好容易等到开门，结果遭遇如同昨天。只是不同的是，因为溪口那里与新昌方向通婚较多，初二去拜年的人因此也较多。车站内人声鼎沸，意见颇多。结果车站工作人员对大家说，如果凑足了28人，就发加班车。不知什么原因，车站人员指定我“负责登记”去新昌方向的旅客，吵的人多，真要登记上车，却不到20个人。好在车站也帮我们联系沿途停靠站旅客，好不容易到下午2时多，才联系了一辆运货物的大篷车发往。等急了的乘客，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拉住车边扎篷布的铁条，站立在车斗上。大篷车开在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沿山砂石公路上，颠颠簸簸地“摇”到了拔茅，驾驶员见车上只剩下2名乘客了，就不愿往前开了，推说再往前开，返不回宁波了，就把我俩撵下了车。无奈我与另一个乘客只得下车步行十来公里才来到新昌县城……

    这之后，汽车多了，乘车的人也多了，车站迁到了东门口。当时新的汽车站宽畅明亮、豪华气派，在车站里候车，简直是一种享受。车站内南侧，统一开着5至6个不同发车方向的出站口，铃声一响，站员拿出写着目的地的小黑板，挂在出口门边，吆喝旅客按车票的号码顺序排队上车。我记得“肉店倌”“方向盘”是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拿提刀和掌方向盘的都可以决定顾（旅）客的需求。与“方向盘”有搭界的车站工作人员，同样让人羡慕不已。当时，就连在停靠站当站长的也相当吃香。在汽车过来时，站长小红旗一挥，车子就会乖乖停下。

    改革开放后不久，家乡终于也通了汽车，但一天仅有两班，有事想到城里，主要还是靠“两脚车”或自行车。以后不久，出现了“天目山”三轮，集中停靠在东门车站前的庆登桥头，进城方便了。接着，有了小四轮、中巴，进城办事不会因为交通不便担忧了。

    而后，城市“长大”了，路边的停靠站和砂石公路早已销声匿迹，公路宽畅平整、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汽车站由东门口迁到了东站，当然比以前更宽适了。不久，多数家庭都有了自己的小汽车，甚至一户还有好几辆。从前那种“一票难求”的年代已成为了年长人的回忆，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交通的日益发展，公交车悄然崛起。为了适应出行需要，公交西站随应而生，一辆辆公交车有序按次出发。没多久，我以为不会再搬迁的汽车东站，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紧接着，金海路站交通枢纽综合体巍然屹立。一到轨道交通3号线金海路站，进出忙碌的公交车、行色匆匆的旅客，呈现一片纳入宁波“20分钟交通圈”的繁忙场面。

    有人说，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话一点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