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淳 蒋依琪 

《中国绘画艺术》纪录片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第二集《胸中造化》讲述中国绘画的基本特征，先以清末西方画家为慈禧画像的故事和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经历引出主题，指出了对光影结构认识和审美取向的不同，反映中西方绘画艺术的不同。纪录片又以齐白石画虾，不同时期的虾细节各有不同，这是他将虾的具体形态经过自己的理解与创造，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艺术样式，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不重形似而重神似的特点。

似与不似间的微妙平衡

“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阐明了中国古代绘画中对追求物象真实和表现精神气质的平衡，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的思想，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任何一方面过于强大都会影响作品的质量，正如“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然而，这两方面并不是简单的对等的地位，总的来说，写意要比求实重要，写意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相比于西方绘画最大的特点和优势。但写意需要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如果不求形似只求传神，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从绘画技法的学习上说，每个画家也必定要从求实的基础开始学习。似决定了绘画的下限，而不似决定了绘画的上限。所有传世名作都是以传神扬名，而非以形似显荣。传神是中国古代绘画的根本目的，是求实的需要；求实是绘画的基本要求，是传神的基础。这两者的关系也与“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的论断相合。艺术来源于生活，说明了绘画必须根植于对生活实际的观察与把握；艺术高于生活，说明绘画不应局限于再现和复原现实，而是要表达出作者的精神气象和对生活的认识。这不仅适用于绘画艺术，也同样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而高于生活的，正是一切优秀艺术品的动人之所在。因为形似的本质是技术和熟练程度，一味追求形似很难对艺术的发展形成推动作用，会走入“虽工亦匠”的狭隘境地，而神似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对欣赏者来说也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更动人的审美体验。

中国古代绘画的高峰是文人画，文人画注重意境的特点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上升到了新的境界。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是宋代文人画重意境不重形似的观点的典型体现。苏轼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就应用了这种思想。他画竹子时不分节，从地上一直画到顶，米芾问他为何这样画，苏轼答道：“竹子生长的时候哪里是逐节长的呢？”苏轼通过观察发现竹子不是逐节生长的，竹子是一个整体，不能一节一节画。这一过程是对自然物象的观察转化为画家的主观意识，再以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正因为绘画传达主观感受的作用，齐白石画的虾的虾脚、虾眼、虾头会有前后期的变化。虾本身的形态是不变的，画家自身的主观感受变化了，客观物象在画家心中的投射变化了，创作出的作品自然也就随之发生改变。这一方面说明了画家的创作应该是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的有机融合，因此绘画艺术就有了寄寓情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古人注重把握事物本质的精神，而追求本质必然不能拘泥于外在形体，这也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观点提供了哲学基础。

超越艺术形式的写意性

中国画的基因是写意性，这是对绘画艺术精神的总结。纪录片中郭怡孮老师指出，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无论是人物还是花鸟，都离不开写意观。这是写意性对绘画的内容、技法的超越。事实上，写意性还是超越艺术形式的，不仅是绘画，在诗词文赋、书法音乐等领域同样适用。《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阐明了诗歌出现的最初动因就是抒发人的感情。诗歌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滥觞，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分为两条支流，即书画、音乐、园林这样的具有视觉、听觉等外在形状的艺术形式，还有一条便是纯文学。这两条支流并不是独立的，他们有很多交融之处，比如词曲与音乐的紧密关系、戏剧的表演与文本的联系等。将两条支流高度结合的就是文人画。文人画将绘画、书法、诗词、篆刻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并且不同的艺术形式相互补充衬托，传达作者对社会和自然的感受，形成内容和意义都空前丰富且高度统一的艺术成品。多种艺术形式能够自然地融为一体，正是因为它们的内在核心是相同的，也就是写意，而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写意上又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文人画则将它们聚集成有机的整体。

书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具有显性的外在形式和内涵，因此它们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一直是艺术理论家争论的焦点，也是审美价值取向发展的重要标志。而文学理论中同样有“形”与“神”的关系。对文学作品来说，客观描绘现实就是外在的形式，传达作者的感受、刻画表现对象的个性品质就是内在的精神。只有处理好形与神的关系，在重形的基础上做到传神，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景物都应该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来源于作家的观察，但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绝不能只是真实人物的复刻，而应该是作家根据主观感受的理解与塑造的产物，且往往是现实中一类人的缩影，即“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神韵是作品格调与价值的根本度量，也是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

文学与绘画本是相通的，从艺术理论的主流脉络来看亦是如此。南齐谢赫提出“画有六法”，将“气韵生动”放在首位；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上”，并解释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无论是“气韵生动”还是“境界为上”，都将传神放在了艺术创作的中心位置，将其作为艺术家创作的根本任务。而对于作品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在绘画中可以以黄宾虹“不似之似”为代表，在文学上司空图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王夫之提出的“咫尺有万里之势”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从源流和本质上，文学与绘画乃至一切艺术形式的传神写意观都是统一的，这种观念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无论是画论还是诗论，都将形神兼备、情理交融放在了中心位置。历代的艺术实践者和评论家们的艺术实践中都体现了美学观照，为美学思想注入新的活力；美学思想也以包容统一的姿态孕育了不同艺术形式的发展，写意观来源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哲学思想，最终体现在各种艺术门类的理论与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