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国松 

五代后梁贞明三年（一说贞明二年），即公元917年，布袋和尚在故乡奉化岳林寺圆寂。他葬身奉化中塔后，传其墓顶“累发异光，早晚均见，十分灵验”，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宋哲宗赐号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皇帝的赐号、朝廷的认同，使得布袋和尚的名声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弥勒化身之说迅速传遍全国。

那么，从布袋和尚圆寂到哲宗皇帝为他“一锤定音”的近200年时间里，是什么人、什么力量为他“千锤打锣”呢？这里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于官方文人，其中就有北宋“苏门”文人集团的大力匡助、推而广之。

黄庭坚曾作一组五言绝句《以香烛团茶琉璃献花碗供布袋和尚颂》；黄庭坚好友、与他同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体形肥胖、大腹便便，黄庭坚便作诗戏称张耒为布袋和尚——“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李之仪所作的长短句《布袋和尚赞》，更是全国权威文人诗词中最早赞颂布袋和尚的作品。这两位“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学士，以诗词形式对布袋和尚的赞颂，诚为开先河之作，在当时朝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显得弥足珍贵。

在这里，不妨容我从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布袋真仪图》说起。由北宋宫廷画家崔白在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所绘、文化全才苏轼在元祐三年（1088年）题跋的《布袋真仪图》，人称“字画两绝”，被当代学者们公认为全国级官方文人最早创作的布袋和尚画像。

崔白，濠梁（今安徽凤阳）人，北宋著名画家，在宋仁宗时期已享盛名。宋神宗熙宁初，受诏与艾宣、丁贶、葛守昌等同画垂拱殿屏风，崔白画艺超众，由此受到宋神宗赏识。元丰年间，崔白升为画院待诏。因为他是个性格疏阔的人，且年事已高，宋神宗特批：如果没有御旨，任何人不能安排崔白作画。纵观崔白一生，他工于写生，擅长花鸟画。他新创的花鸟画，使北宋宫廷花鸟画在审美感受上进入了全新阶段，从而推动了宋代花鸟画的发展。

那幅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布袋真仪图》已经失传，而在北宋，摹刻入碑的倒有两处。

先说苏轼在京师负责礼部贡举期间，受共城县（今河南辉县）县令柳仲矩的盛邀，曾专程前往品尝梅溪大米，并游览苏门山百泉圣境。临行之前，苏轼把熙宁间崔白送给他的《布袋真仪图》找了出来，拟作送与柳县令的随身礼品，并挥笔在画上题跋道：“熙宁间，画公崔白示余布袋真仪，其笔清而尤古，妙乃过吴矣！元祐三年七月一日眉山苏轼记。”苏轼所指的“吴”，即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这年9月，秋高气爽，苏轼在共城柳县令的陪同下，登上苏门山，怀古晋代孙登啸台，即兴作《啸台》诗一首，并游览了百泉湖。

30年后的政和八年（1118年），崔白所绘的《布袋真仪图》，被共城县官府摹刻在石碑上，立于城内天王寺内，后又移立于马王庙中，当今珍藏于百泉碑廊西侧。这一方《布袋真仪图碑》，能流传至今，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珍宝！

摹刻入碑的另一处在山东潍州（今潍坊）石佛寺。据当地文献记载，宋熙宁年间，苏轼任密州（今诸城）太守两年，在熙宁九年（1076年）腊月，奉调进京，行色匆匆赶到潍州时，已是年除，邂逅大雪，不得不在石佛寺借宿一宵，大年初一雪霁，又行上路。苏轼曾为此赋诗《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复雪作》。十二年后的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在翻检文夹时，翻出崔白赠他的一幅布袋造像。不禁忆起十二年前于潍州石佛寺投宿情景。作为回谢，托人赠送给潍州石佛寺。目前，潍州石佛寺的《布袋真仪图碑》，唯有拓片传世。

当年，崔白赠苏轼的画作通常只有一幅吧？而河南、山东两地获画然后摹刻入碑的地方史料，都记载得有板有眼，究竟谁真谁假今人已难以判定。至少一地是以另一地画碑的拓片，再在本地入碑。要么就是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崔赠苏的同类画作确有两幅。

崔白的这幅《布袋真仪图》，用铁弦般的线条，勾勒出一个皱着眉头的奇僧形象。五代末期至北宋，布袋和尚的突出特征为“蹙眉（皱眉）、大肚”，此画正与早期的文字记载相吻合。

细品《布袋真仪图》，其用笔流畅而有筋骨，寥寥几笔线条，即把布袋和尚那种“身形肥大，衣着随便，袒腹大肚，不拘小节”的姿态神韵描绘得淋漓尽致、生动逼真。图中布袋和尚身着敞襟袈裟，袒胸露腹，下身系裙，左手荷杖，杖上系着布袋，头部微微下俯，双眼直视，嘴角向下，给人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之感——“皱眉布袋和尚”。

北宋崔白、苏轼的这幅《布袋真仪图》之后，布袋和尚形象到南宋开始发生变化。南宋宫廷画院待诏梁楷曾作《布袋和尚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从该图可以看出，此时的布袋和尚虽然仍袒胸露腹，扛着一拄杖，挑着一布袋，但已经不再是皱眉的“愁苦貌”，而变成了喜乐的“笑口状”。因此，梁楷笔下的布袋和尚，被后世学者视为布袋和尚基本定型之作。杭州飞来峰冷泉溪第68龛圆雕摩崖造像“布袋弥勒及十八罗汉像”，为元代初期开凿，但见布袋弥勒袒胸露腹、光头大耳、笑口大开，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此像，继承了南宋时期的风格。

回头再说宋哲宗时期，当年似乎是从奉化地方官员开始，把布袋和尚身后这一“累发异光，早晚均见，十分灵验”异常情况，逐级上报到朝廷，宋哲宗闻讯而赐号“定应大师”。然而，历史上很多幕后史实一再表明，皇帝下旨的赐号、赐名多为“自上而下”，而并非“自下而上”——逐级上报所获这么孤立而简单。

布袋和尚身后能被宋哲宗赐号“定应大师”，这与“苏门”文人集团诸位文人、宫廷画家崔白等人对皇帝的直接影响，是断断分不开的。比如，元祐之初，苏轼在朝廷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侍读等职期间，与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关系十分密切，且为幼年宋哲宗之“帝师”。黄庭坚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书法家，还对佛教文化十分了解。“苏门”重要学士李之仪，他为官第一站就在明州（宁波），四年间曾数次参访奉化的布袋和尚遗迹。崔白的出众才华，则被哲宗之父神宗激赏。

即将出版的《浙江省石窟造像调查报告》，为当代浙江文博专家们权威之作。媒体透露的这部著作“前言”之中，有两处提到布袋弥勒：“布袋弥勒、白衣观音和十八罗汉的题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纪佛教持续中国化的典型反映。”“吴越国时期的明州神僧契此，俗称布袋和尚，因其弥勒化身的灵异神迹，在北宋时被神化，成为国家信仰。自北宋初期起，浙江率先出现大腹便便的布袋和尚形象，成为弥勒造像的新形式，后来风行海内，甚至远播西夏，在明清时期更成为弥勒的标准造型，深受民众喜爱。”当代这两大精辟定论的背影之中，鲜活着北宋“苏门”文人集团的一个个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