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潇潇 

那年暮春，去宁海一市摘白枇杷。摘完，朋友邀请我们去蛇蟠岛吃饭。我想还要去三门的一个岛上吃饭，太费周折了吧，但行动上还是遵循“客随主便”的古训。车沿着三门湾湿地行进，湿地上植被茂盛，有几分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草原况味。十来分钟后到一个码头前，以为要摆渡了，朋友却说蛇蟠岛到了。原来经过历年的围垦，岛已与陆地连为一体了。吃过饭，朋友说，岛上还有采石留下、海盗住过的洞窟，去看看吧。曾游览过龙游石窟、温岭长屿硐的一行数人均表示不感兴趣，于是打道回府。

不久前，再次来到蛇蟠岛，目的竟是看当年不感兴趣的洞窟。这些年，蛇蟠岛的山洞已名声在外了。在海盗村大门处（洞口外），我看到一座硕大的“东海枭雄”石雕，所塑人物为据说曾出没于蛇蟠岛的孙恩、卢循、方国珍、王直、郑芝龙，均是中国海盗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不由得心里一震。有这五大东海枭雄的涉足，蛇蟠岛的洞窟就有了与龙游石窟、温岭长屿洞不一样的意味。

绕“东海枭雄”雕像一圈，看到背面底座上镌刻着一副对联：亦商亦盗，舰船浮沉三千里；可褒可贬，海洋纵横八百年。转身后抬头，看到岩壁上刻有擘窠大字：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借孔子的话来为枭雄张目，可以感受到“可褒可贬”的天平倾向于对他们的褒。这确实耐人寻味，暂且不论孙恩、卢循这两位远在东晋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而方国珍、王直、郑芝龙是分处明清时期的海盗，其中王直还是东南沿海一带人民所痛恨的倭寇。倭患在我国元代中期就已存在，而演至不可收拾则是在明朝尤其是在嘉靖初至万历中时期，包括奉化在内的浙江沿海几乎年年有倭寇侵扰。倭寇成患，固然有诸多原因，而明朝实行的“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是主因。一个历史怪圈或者说悖论就这样形成了：为了防倭寇而海禁，海禁却催生更多的倭寇，引发更烈的倭患。

海禁之实施，让中国关闭国门，失去了海洋，中断了对外贸易，堵住了以海谋生的穷苦百姓和以海致富的商人们的生路，于是造就了一群奇特的“下海者”：他们既勇破海禁之规，与日本甚至西欧人通商贸易，又时与倭寇勾结，抢掠沿海地区。明代的所谓倭寇，绝大多数成员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土生土长的东南沿海百姓和内地流民。正是王朝自身的政策把子民逼成了前赴后继的“倭寇”，致“倭患”愈演愈烈。

古人云“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这简直是对当时倭寇首领王直亦商亦盗量身定做的写照。王直本名汪直，出身徽州府歙县商人家庭，成年后与暹罗、日本等国进行朝廷严禁的硝磺、丝绵等物品贸易，牟取暴利。他先是加入同乡许栋的流民商业集团，后羽毛渐丰，独立为王（船王），成为垄断中日海上贸易的海上枭雄。由于明王朝的围歼，他退至日本招集反明势力，并勾结真正的倭寇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反攻和劫掠，沦为名符其实的海盗。后被明朝诱捕，斩首于杭州。

清承明制，为抵御又一个东海枭雄郑芝龙仿西洋舰队的袭扰，顺治皇帝颁布迁界（沿海居民回迁三十里）禁海令，“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海禁这种逆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的悖时之举，宏观上对我国当时资本主义因素初萌当头一击。微观而言，直接扼制了包括宁波在内的港口城市的活力，损害了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同时，海禁所造就的盗商参半的中国“倭寇”，进一步败坏了在农本社会中本来就受轻视的商人形象，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有学者说，这些海盗的历史几乎是一部中国海洋史。

在名为海盗村的洞窟里兜兜转转，思绪也如嵌套连环的洞窟一样缠绕盘旋，我的思绪不在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采石技艺，而在于昔日东海枭雄们与所处时代相纠缠的命运。走出最后一个洞窟，眼前豁然开朗，昔日四面环海的蛇蟠岛如今西与大陆相连，甬莞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跨海穿越。瞭望着辽阔阳光下耀金烁银的大海，我庆幸身后怪圈般连绵的阴晦洞窟已成了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