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帕蒂古丽刚到余姚时，不到３０岁，我们也都二十七八模样。当年，成群结队涌到古丽家去吃手抓羊肉饭的文化猎奇者里，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照维吾尔族的习俗，手抓羊肉饭就是用手抓着吃的，古丽生怕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食客太过惊奇，还是把藏着的筷子和调羹拿了出来。我之所以一直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从中透露出，一方面她感到与南方生活格格不入，要努力以洋葱、孜然和羊肉保持她的“文化”，另一方面，她又非常善于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平衡。

　　在南方生活２０年之后，出于自我身份确证的焦虑，帕蒂古丽开始她的大梁坡系列散文的写作，把它视作一次精神的还乡。为什么１０多年前不写，现在去写？我想只能这样解释：人到了一定年龄后，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尤利西斯一样，千方百计要返回故乡去。古丽的同乡、散文家刘亮程说过，人活过了３０岁，就开始往回走了。我愚钝一点，离开余姚１０多年，４０岁后也感觉在往回走了。古丽自己也说，在南方她时常感到自己是缺失了部分身份的人，她渴望找到自己确切的身份，尤其是离开故土后，身份意识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离开得愈久，就愈想迫切地知道我是谁。

　　书里叫大梁坡的这个村庄，真实的地理位置在北疆塔城地区老沙湾。村子很荒凉，都是黄泥小屋，村外有一条苦水坝河。作者在那里一直长到18岁离开。这些古丽在书中都已告诉了读者。古丽在回望这个村庄时的一个叙事策略，是使用了大量的第二人称。一本２３０多页的散文集，前面的１３０页全是一望无际的第二人称“你”，这实在是非常冒险的一种叙事。我们能够接受第一人称的主观热烈，也习惯了第三人称的超然全知，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人称叙事的作品总给人一种矫情、虚伪的感觉，几乎从没有写好过。古丽在这本书中的“你你你”是我迄今看到的最成功的第二人称叙事。开始阅读时我略感不适，大概读到３０页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时间深处的那个村庄已经天荒地老，对古丽来说就像爱情一样珍贵，她无法容忍第一人称闯入的一览无余，而时间背后的那个“你”———也就是过去的她自己，恰恰成了最好的对话者。这种与“你”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被形式主义批评家称之为“陌生化”的叙事策略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使之能够承载得起回望断裂了的那段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之哀恸，纸间不光有泪光，也回荡起了笑声。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忆，而是溯着记忆河道的创造。《隐秘的故乡》也因此从原初的对记忆深处一个村庄的描摹，进入了一个维吾尔族女子的生命成长史和家族史的书写。“我的记忆连一片叶子、一缕光也没有漏掉”。她写下了如有灵性的刀具、绳子、铁、麦草褥子、羊和马，各种各样的气味，会用裂缝说出秘密的墙，预示着死亡的白毛巾。她写下了那些爱情萌动的时刻，那些粗暴而美好的性。而写得尤为惊心动魄的，是一个维吾尔族女孩的青春在苦难之中的绽放。《图尔逊》、《亚森》、《尤尤》这三节，几乎可以与一些书写爱情的名篇媲美。那个叫亚森的木匠面对着从浴盆里跳出来惊惶地披起狐狸皮大衣的女孩，像缴械的士兵一样举起双手说你美得像一个天使，感谢上天让我在你最美的时候用眼睛领受你的美，你真的太小了不然我今天就向你求婚，这一段很容易让我想起《静静的顿河》里那个哈萨克骑兵格里高里对阿克西妮娅的爱情表白。

　　她写３岁的妹妹跟着爹爹的驴车跑出去，被一座桥挡住了去路，她不敢过桥，怕被湍急的水流拉到桥下面去（《妹妹》）。一个“拉”字，写出了河的灵性或者魔性。我想到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小说家谢志强说，物是有灵性的，风在沙地上打着旋，就像一个个灵魂，给它盖上帽子，就不动了。这种精确，又让人想到，福克纳在《熊》里写到，一只豹，由于迅疾的奔跑，它的身子在风中被拉长了。

　　她写弟弟一直试图逃离小时候拴着他的那根绳索（《失散的弟弟》），以此作为他流浪一生的隐喻，这个隐喻我曾在《托尔斯泰的梦》里写到，托尔斯泰到晚年经常做这样一个梦，他梦见被捆绑着：他想把绑着的两只手松开，他哭喊，他觉得不公和残忍，但没有一个人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初始记忆？这样的初始记忆会对人生产生什么影响？结局我们都知道，托尔斯泰出走了，到了一个三等车站，再也不走了。

　　她写死亡：“死亡渗透在每一个土块里，恐惧充满土块与土块的间隙，死者的灵魂附着在这些他们碰触过的物体上。目光在黑暗游走，总能让亡人的样子重现在墙壁上，亡人像影子一样躲藏在每一个墙角，时刻觑着来追赶活着的人。”（《忌日的白毛巾》）

　　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文体的完整性和语言的精确性。如此纯正的汉语写作，出自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作家之手，着实令人惊讶。写作即是在语言里扎根，你的根扎得越深，就越优秀，精湛的文学技巧，几乎总是深深浸润于熟悉的文化土壤中，才能收放自如。因为语言不仅用来描绘事物，更是用它“看见”及“领会”事物，更是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它不仅是作家使用的某种东西，而是他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器官。古丽使用的是一种他者的语言，以这种语言观照她丢在后面的那截生活，就好像是在一块一块地肢解自己，然后再以不同的形式把自己重新组装起来，所以她堕入了模仿者的困境，甚至把出身、血液看作是她身上隐藏的“第六根手指”。这手指曾经让她谦卑，但苏醒过来后她意识到，它是神明的特殊记号和不可拒绝的神圣美意。正是这样的觉悟后，她的书写开始了，也正因为她所使用的对她来说是一种新语言，她也在书写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机会，她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样子，重塑自我，她成了自己某种程度上的造物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能够把她混血的血统———这根蜷曲和隐藏了几十年的手指头，用语言完全呈现出来，她感到无以言说的幸福。

　　她说，她是一只喀什噶尔的陶器，孕育在北疆，又被交给另一种文化雕刻，她的一生都是个半成品。

　　我们的生活都是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