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怀念】 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谈到服装发展、创新问题,“(服装)形式到处都一样就不好”,主张“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实践了这一主张。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毛主席与广大官兵穿一样的制服,但在某个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新东西”。据贺子珍回忆,毛主席爱读书,“他的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边装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红帮裁缝王庭淼、田阿桐等为毛主席制装时,中山装下边两个口袋依然是比通常的口袋大一些的。 毛主席服装个性化还表现在面料色彩的取舍上。从文献图片和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毛主席曾穿过蓝色、藏青色、黑色中山装。1957年,毛主席应邀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穿的就是田阿桐为他缝制的黑色中山装,但回国之后,他再也不穿这套黑色中山装了。田阿桐说:“毛主席平时对衣服要求并不高,但他对中山装的颜色却只认深灰色为主。”这种服装色调的个人爱好,一直保持到晚年。 毛主席说,服装改革“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山装就是孙中山和红帮裁缝学习、引进西式服装,使中国的服装“有一个跃进”的重要成果。毛主席不但自己一直穿中山装,而且在穿着中加以改进,这主要体现在“毛式中山装”的创立中。红帮传人田阿桐曾多次为毛主席制作中山装,在领型、袖口这两个有标志性意义的部位,均有重要创新:他根据毛主席魁梧的身躯和额头宽、面庞大的特点,重新设计了宽而长的大尖领,又根据毛主席常用毛笔写作,袖子太长不方便,遂将原中山装的袖笼提高一点。腰部、肩部亦有改进。由于毛主席有口袋装书的习惯,加上进入老年之后,腹部大了一些,前襟往往比后襟长。为此,田阿桐便将后襟改做得略长一点,这样前后襟便完全相对应了。 除了田阿桐,在北京和红帮服装公司工作的其他红帮裁缝也曾为“毛式中山装”的创制作出过贡献。经过红帮裁缝的改革创新,“毛式中山装”渐臻完美,引起世界服装界的重视,很多毛泽东思想的崇信人士来中国,常要买一套“毛式中山装”带回去。欧洲一些服装设计师还以“毛式中山装”为母本,设计男装和女装。 从1950年起,毛主席的4张标准像都是着中山装的。1959年9月和1967年元旦的两张标准像上的着装都是红帮裁缝缝制的“毛式中山装”。 毛主席不但自己爱穿中山装,而且赠送中山装给友人。有具体记载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1903年送给辛亥革命先驱周震麟先生。1949年8月,周先生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担任湖南军政要职。1951年国庆节,毛主席电邀周先生赴京观礼,他欣然前往。毛主席在欢迎他时说:“徐特立是我的老师,道老是徐特立的老师,这么一说,道老可算是我老师的老师,是我的祖师了!”毛主席送了“祖师”一箱四季衣服,其中有两套中山装,一套是蓝色的,一套是银灰色的。晚年,周老特别嘱咐家人:他去时,不要穿常人旧式的寿衣,就穿毛主席送的中山装。 另一次是赠著名小说家张恨水的。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期间,会见《新民晚报》人士,与当时任副刊主编张恨水相识。会见后,毛主席邀请张恨水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作客。告别时,毛主席送他一块延安生产的灰色粗呢衣料、一袋延安小米、一包延安大红枣。新中国成立后,张恨水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张恨水把毛主席送他的那块粗呢料子做了一套中山装。穿久了褪色了,他又把它染成藏青色。有一年春节团拜会上,张恨水穿着粗呢中山装出席。周总理见了他这身中山装,便问:“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张恨水忙答:“总理还记得主席在重庆送我的粗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呢料子做的。因为掉色,我染过了,所以总理认不出来了。至于我的生活,政府很照顾,一点问题没有。”总理听了,说:“张先生,你没有忘旧啊!” 由这些故事可见,毛主席服装改革的成果是很珍惜的,并以自己的方式宣传、推广这些成果。 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主席还谈到:“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 毛主席自己的帽子,就体现了这种洋为中用的改革精神,给我们印象特深的有两顶帽子,一顶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时拍摄的那顶八角军帽,另一顶是田阿桐等红帮裁缝根据毛主席身材、脸型与着装个性设计、创制的。田阿桐设计、制作这种帽子别具匠心,帽顶是圆形的,比以往的军帽宽松,不同季节可以有不同戴法;颜色是银灰色,和衣服一样,构成一种和谐之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党政干部和工农商学各界多数人都爱戴这种款式的帽子,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主席还谈到:“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多样化好。” 服装业属于艺术范畴,所以毛主席在谈话中多次提到服装问题,对我国服装改革极具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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