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奇富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是新的先进制造模式。它是为了实现制造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客户全程参与、企业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协同，达到高效创新的一种制造模式。近些年来，宁波服务型制造发展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市的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正在思考和探寻发展制造与服务融合的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的新思路和新路径。

　　宁波发展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的背景和意义

　　服务型制造分为面向生产的服务（生产性服务）和面向服务的生产（服务性生产）两类，其基本特征是：其目标是为最终顾客提供符合其个性化需要的广义产品（产品服务系统＋服务创新系统）；它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通过分散化的制造企业、服务企业和顾客的协同，形成服务型制造网络；它使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成为价值增值环节。总之，生产性服务、制造服务以及顾客的全程参与，构成服务型制造的三个基石。

　　服务型制造型产业集群的形成来自于“六大推动”，即关联制造产业规模经济的推动、分工合作的推动、知识外溢的推动、创新欲望的推动、消费效应的推动和品牌效应的推动。服务型制造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其基础是服务型制造格局的形成，关键是服务型制造与既有和或有产业集群的有机整合。就服务型制造型格局的形成来看，其基本路径有两条。一是传统制造企业依托实体产品，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将原来集成在产品中的知识、技能与其他要素进行分解和外化，形成各类高附加值的服务要素，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协同，为客户提供“产品＋服务”的全程化服务；二是传统服务企业向制造领域渗透，通过外包或自建的方式拓展自己的制造系统，达到为客户提供全程化服务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产业集群（块状经济）已成为支撑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态，但其为富民强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一直存在“低小散弱”（层次低、品牌小、结构散、创新弱）的先天不足。鉴于宁波制造业大市的传统优势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我市目前的产业集群（块状经济）多为制造业产业集群（块状经济）。

　　当前，全球经济正在从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制造业正在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面对新的制造模式（如基于性能的柔性制造、精益生产、敏捷制造模式，基于单元的分形制造、全息制造、智能制造等分散化制造模式，基于集成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现代集成制造模式）的不断涌现，面对制造业新的发展处在其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的新时代，面对服务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形态并嵌入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大格局，致力于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宁波如何名副其实，是亟待解答的新课题。

　　对此，宁波正在思考和探寻产业集群（块状经济）发展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着力点和有效实施路径；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作为现代产业集群的典型形式和高级形式，其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是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创新的源泉、摆脱同质化竞争的有效手段、吸引浙商甬商“抱团回归”的重要抓手，因而是宁波市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根本方向和必然趋势。

　　宁波发展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的实践及成效

　　近几年，在政府推动、企业主导、产业承载的联动下，宁波在发展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１、政府制定战略规划，营造了有利于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成长的环境

　　面对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转移升级，宁波市政府把握机遇，将发展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提到了战略高度，制定了发展战略和规划。

　　２００８年，宁波市政府通过《关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若干意见》，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二、三产分离发展，鼓励第二产业分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制造企业将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做大。在“十二五”规划和全市服务业发展大会，部署了“十二五”全市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发展工作：强调服务业是推进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在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着力推动服务业提速提质提能级，使服务业与制造业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双引擎”；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向高端发展、向更具效益的服务环节拓展，加快构筑低成本、高增值、宽辐射、强带动的服务经济体系。为打造服务经济强市，市政府还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宁波市“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等政策。

　　２、制造企业通过产业“转移—回迁”，重构了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的布局

　　在国际产业转移、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整体框架下，宁波制造产业集群内制造企业加快了以提高附加值为重要内容的产业升级步伐，适度（“适度”表明不是所有的制造环节都迁走，而要留有优质的、核心的或主体的部分）进行了产业梯度转移，打造服务导向的现代制造产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产业转移的所有“动作”，都是企业在产业转移浪潮和政策引导双重动力驱使下的整体行为，因此，集群内（块状经济内）制造企业根据不同情势，纷纷谋划不同的产业转移路径。一些企业实施成本导向，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内地转移，如服装行业的太平鸟、雅戈尔。一些企业则选择性地承接资金密集型和高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或“回迁”制造实体的优质部分，构建产业“总部—基地”布局，打造产业总部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如奥克斯等。

　　这里要特别强调说明制造产业实体优质部分“回归”问题。面对制造企业或制造环节纷纷外迁、传统制造产业优势有渐失甚至萎缩之势等严峻形势，在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闯天下”与“强宁波”有机结合和“脱虚入实”的政策背景下，宁波市政府通过《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宁波发展的实施意见》，大力支持新老“宁波帮”回乡创业创新。

　　３、制造企业通过重构以服务为内涵的价值链，奠定了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

　　宁波制造产业集群内的一些企业努力为向现代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实行产业链的纵向和横向延伸，提升综合竞争力。如宁波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内一直以卖注塑机为主的海天集团开始转型卖自主研发的伺服节能技术，成为服务型制造推进的样板；沁园集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为顾客解决方案导向的“专利、标准、品牌”三轮联合驱动的经营模式；服装集群内杉杉公司发展“多品牌、国际化”的合纵联横战略，借力收购国际品牌，实行服务导向的品牌国际化经营模式；余姚榨菜、鄞州服装、宁海文具、余姚工量具等集群则整合产业集群企业，培育服务导向的区域品牌经营模式，向服务型产业集群推进。

　　宁波发展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的对策与建议

　　创建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的“宁波模式”，需要建立和完善“企业—行业组织—政府”的联动机制：企业要贴近客户需求，积极重构服务导向的价值链；行业组织要基于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的运行机制，努力履行其“中间组织”职能；政府要切实研究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新格局对宁波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从而提出应对方略。

　　１、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奠定“服务”基础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化发展、知识化发展、集群化发展、链式化发展、外向化发展、融合化发展的大势，针对我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产业比重偏低、行业结构欠优、技术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较弱等），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推进我市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即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与其他服务业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宁波既有的优质产业集群区为依托，以此构建区域服务体系，形成以资本与技术为纽带，科技服务、培训服务、物流服务、会展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和公共服务健全的生产性服务业基本框架。二要加快构建“三位一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体系，即政策体系（在用地、财政、金融、专项资金或基金设立等方面进行扶持）、服务体系（人才供给保障体系、基础设施支撑体系、生活服务体系）、标准体系（市场准入标准、信用评价标准和服务标准等行业技术标准；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三要继续推行制造业“主辅分离”，推进企业内置服务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引导和推动有条件的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将发展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四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产业关联度强，具有资源共享、规模经济的特点，有利于整个社会服务网络的形成，促进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集约化发展；它还能够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外部经济，促进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节约型发展。五要建立符合服务管理原则的服务传递系统（这一系统涵盖服务传递的全过程，包括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当制造企业的产品由物品向服务转移时，需要建立制造部门—前台区域—后台区域“打通”的开放系统。

　　２、积极建设“境外（国外）资本引入工程”和“浙商甬商回归工程”，为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奠定“实体”基础

　　建设这“两大工程”，引导资金资本向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流入（回流），对于实质性地大力发展宁波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政府通过规划指导、技改投资、科技研发、用地保障、信贷支持、管理创新、人才支撑、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大力扶持，将有序、有力、有质地引导资金资本“入实”并加快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建设作为紧迫的战略任务。二要建立和完善产业“转移—承接”机制。要主动承接境外和国际服务优质资本的转移，将服务环节前移；其中要着重研究国际业务外包转移与我市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发展的对接机制，特别要明确我市可以承接哪些服务业、如何承接问题。对于高端制造业务外包、ＩＴ生产业务外包、软件设计外包、产品设计外包、金融服务外包等，宁波哪些企业、哪些产业的哪些集群正在承接，有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必须在系统调研的基础上拿出可操作的方案。三要建立和完善产业“转移—回迁”机制。要抓住“浙商甬商回归”工程建设的契机，选择合适的（产业、项目）载体回迁市外资金资本。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重点瞄准总部经济、实体经济、海洋经济、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五大领域。目前，宁波周边的杭州、温州以及上海、南京等，都在出招引入“外迁”优质的资金资本，宁波要将制造实体的“回迁”特别是优质部分的“回迁”从政策举措化作实质性成效，必须将上述五大领域具体化———以服务型制造集聚区（产业园区）或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来承载这些回迁资金资本。 

　　３、推进环境生产制度试点建设，为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奠定“生态”基础

　　创建服务型制造及其产业集群的“宁波模式”，推进环境生产制度试点建设的“宁波经验”、“宁波模式”值得期待。

　　一是争取适时开征生态税（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向所有因其生产和消费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纳税人课征的税种。目前生态税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工具）试点。生态税由于增加了企业的环境成本，可以促使企业节约使用化石能源，引导企业改变行为方向而实现可持续生产，并引导和促进企业重视生产性服务的投入。二是争取试点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指生产者应承担的责任不仅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之中，而且还要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即产品消费后的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阶段）。试点这一制度能够明确生产者在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环境责任。宁波要积极争取国家给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加强对这一制度的研究，并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提供推广的样本。

　　（作者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市生产性服务业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