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镜头里与大家一起分享各自记忆里的家风、家训的，有知名人士，更有普通百姓，一时引发公众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关注与热议。

　　家风又叫门风，是一户家庭或一个宗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兴起于明朝末年的宁波商帮，历经３００多年的发展，如今仍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宁波商帮长盛不衰的根源，是否可以从传统宁波家庭的家风、家训中挖掘出一二？帮办记者带着这个命题，采访了从事宁波帮研究已有２０余年的本市作家王耀成。

　　王耀成认为，宁波帮长盛不衰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还在于宁波帮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商业伦理道德以及经营实务上。同时，宁波帮商人及其家族的核心价值观还体现在家风上。家风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荣辱兴衰。而当家风与一个族群乃至一个商帮联系在一起时，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阐明其中的因果关系，王耀成为我们讲述了几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小家庭时代，更需要传统家教。希望读者朋友能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一些启发。

　　家国情怀

　　是宁波帮家风的核心

　　宁波人项松茂是一位商界奇才，在他担任上海五洲大药房经理的２０年间，“五洲”成长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制药兼销售企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项松茂参加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在自己的企业内秘密组织义勇军的一个营，自任营长，并专门聘请了军事教官，每天下班后训练１小时。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借故闯入五洲药房第二分店搜查，并捕去１１名店员。项松茂为此两入虎穴，亲往虹口的日本驻军营救。第一次安然返回，第二次前去时，被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扣押。

　　日本人责问他为什么组织义勇军、抵制日货，他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但知爱国。同为黄种人，你们为什么强占中国土地，戕害华人生命？似此国仇，愈结愈深，不是你们日本之福。”他当然知道，这个回答将招来怎样的后果。两天后，他和１１个店员同被杀害。　

　　项松茂被杀害后，其子项绳武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副对联：“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这副对联体现了项松茂的家国情怀，并以生命和鲜血践行。

　　项松茂遇害时年仅５２岁。他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慷慨赴死的英勇形象，成为后世爱国企业家的一个典范。黄炎培亲自撰写悼念文章，王蘧常先生曾有诗赞项松茂：“义商千古说弦高，孰与先生气更豪。”

　　宁波帮研究专家王耀成告诉记者，项松茂身上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宁波帮商人身上都能找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在长江设两道防线，即用沉船堵塞航道，以防日军长驱直入，宁波帮航商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船只。船是航商的身家性命所系，但从虞洽卿到顾宗瑞，都纷纷把自己千辛万苦筹资购置的船只甚至整个船队沉入江中。其中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有３万吨位的船只被征用，占其总吨位的一半。顾宗瑞贡献船只沉江后，又继续购船搞航运，但沿江沿海遭日军封锁，船只很容易被日军掠去。当时只要挂汪伪政权的船旗，就不会遭日军掳掠，但顾宗瑞一口拒绝，“我挂了汪精卫的旗，我就是汉奸，以后怎么做人？”

　　王耀成认为，“家国情怀”是宁波帮家风的核心。无论是抗战时期的毁家纡难，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报效桑梓，宁波帮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令人感佩。当这种大仁大义相沿成习时，当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子孙后辈会很自然地效仿前人所作的抉择。

　　先人后己

　　是搁在儿子心头的母训

　　这个故事发生在虞洽卿身上。

　　虞洽卿从小失去父亲，十四岁那年跟随族人到上海学生意。出发那天，母亲挎着包袱送儿一程。路上经过一所大房子，是族人虞润甫的产业。看着那所豪华的宅第，少年虞洽卿自信满满地对母亲说，“如果我将来发了财，也给您盖一所这样的房子。”没想到母亲却郑重地告诉儿子，“你如果发了财，应该做些对一乡有实惠的事情，不要专为自己享受着想。”

　　母亲的寥寥数语，从此烙在了虞洽卿的心头。虞洽卿７０岁时，在寿宴上说了一番话，“为人处世大多先己后人，此是错的。洽卿主张适与相反，以为众人皆好，本人断无不好之理。故社会事业宜先乡后国。本人２０岁有一志愿，以能筹得５００万元，必建设家乡。”

　　２０岁时发下的宏愿，虞洽卿后来陆续做到了：１９０７年，他４０岁时，在慈溪龙山山下村捐资创办龙山学堂（曾一度改名洽卿小学），当地儿童可免费入学。１９１２年在龙山开办三北轮埠公司，营建轮船码头及轻便铁道，输出家乡的棉花、大豆等农副产品，运回大米和各种工业品。１９２２年，家乡水灾，虞洽卿运进一批赈灾米，分发给乡民。抗战期间大米奇缺，虞洽卿发起举办宁波平粜会、镇海平粜会，从西贡、仰光运来大米，以低于当地市价销售。虞洽卿还在龙山创办过电话及电报房，同宁波、上海接通电话。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他发起建造甬观、镇骆、镇大３条公路。１９３９年又与从弟善卿出资疏浚凤浦湖，以利农田灌溉。照抗战爆发前的物价计算，虞洽聊一生用于龙山一带的公益经费，几乎超过其全部财产。时人论及虞氏善行时认为，这虽然是宁波人乡土观念特重的习性使然，也和“母教”有关。

　　母亲的一番嘱咐，造就了一名爱国爱乡的实业家。虞洽卿７８岁病故于重庆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曾送其匾额，上书“乡国仪型”，并在挽文中赞其：“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耆期爱国，曾不后人。”

　　虞母于１９３０年逝世，“享寿八旬余，福寿双全，子孙贤秀，乡人认为忠厚之报”。

　　企业家应是慈善家

　　家风体现于财富的聚散之间

　　王耀成认为，宁波帮的家风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商业伦理，比如“聚财”与“散财”的观念。

　　《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商祖陶朱公三聚三散的故事，他每次积财到千金之数，就把钱散掉。在古人的观念里，如果你赚了钱而不让别人分享，是不道德的，这是一种古老淳朴的商业伦理。

　　正如赵安中写给李达三的信里说的，“创业聚财是成就，散财捐助是乐趣。”聚财时吝惜如命，散财时慷慨大方。

　　许多宁波帮人士到家乡捐赠，吃饭、住宿一定要自己掏钱。有一次，当侨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赵安中，“您的房费，宾馆已经给打了对折”。顿时，老先生显得很开心，好像赚到了大钱。他们把钱捐出去时很快乐，能省钱时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王耀成在赵安中先生的写字间里看到，老先生起草传真稿都是写在公司的报表，或者商务传真的背面，没有一次用过完整的白纸。

　　在赵安中的公司里，若有员工把旧文件夹丢弃在门口的垃圾筒，他看到后会不声不响地拿回来用。在写字间用午餐，老板和员工都是一模一样的盒饭。但若是偶有朋友来访，则会叫上一份鲍鱼饭。

　　有家电视台去赵安中家里拍片，一个女记者看到老先生的拖鞋磨损得厉害，身上的睡衣也是破的，怀疑他是不是在镜头面前做秀。老先生看出了女记者心中的疑惑，转身从卧室里捧出了一叠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衫，数一数，１７件，件件都已破损，令在场的所有人动容。与赵安中相知甚深的汤于翰医生对他有八个字的评价：“自奉极俭，慷慨施人。”

　　世界船王董浩云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最后一篇日记的最后一句话竟是“坐地铁回家”。而董浩云一生的最大享受也仅仅只是“一杯柠檬茶”。女儿董建平说，“我们小时候不理解，人家钱没有我们多，但他们可以吃好东西，穿好衣服，我们却不行。”对此，董浩云在１９５８年的一篇日记里深情地写道，“我的子女终有一天会理解我”。

　　在宁波大学的包玉书教学楼前，有包玉书５个子女立下的碑文：“我兄妹五人，自幼耳濡目染，深知父辈创业维艰，以不骄不侈自律，更以秉承家风反哺故土，报效国家为荣，特此立碑，以示永铭。”

　　著名宁波帮代表人物王宽诚，一次就出资１亿美元设立教育基金。王宽诚一生自奉极俭，去世前几个月率团到新疆参观考察，他衣服脏了，只要有时间，总是自己动手洗。他喜欢吃奶酪，病危时，亲属花三十多元外汇券给他买了块大奶酪，他摇摇头，表示吃不了要浪费的。他的花钱原则，“钱不能乱花，要用在大道上”。

　　前不久以１０７岁高龄去世的邵逸夫，一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捐资近五十亿，加上有“东方诺贝尔奖”之誉的“邵逸夫奖”基金，达到百亿之巨。

　　王耀成说：“邵先生走了，他留给莘莘学子的共同‘遗产’是六千多幢‘逸夫楼’。他留给宁波帮的共同‘教训’是‘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

　　通德怀德崇德种德

　　家风浓缩在一个个堂名里

　　王耀成告诉记者，“家风的表现形态很多，多数是有言无言之教，是风习的传承。还有一种是固化的形式，譬如堂名。旧时的大家族往往有一个堂名，这是代代相传、约定俗成、为族人所认可的名号，其中凝聚着家风的精粹”。

　　同仁堂，原来叫“乐家老铺”。１６６９年，当时已经在皇家太医院任职的乐氏医家第四代传人乐显扬，觉得乐家已经有了一份基业，也有了相当的名声，以后还要发展，要立一个堂名。他对子孙说：“‘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并且挥毫写下了“同仁堂”三个字。

　　乐显扬立下堂名，也立下了同仁堂济世养生的理念，以及“崇尚仁爱，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家风。同仁堂３００多年来秉承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把仁爱的家风代代相传。

　　在研究宁波帮堂名的过程中，王耀成发现，许多宁波帮家族的堂名中都嵌有一个“德”字。

　　当年，三北地区有两个姓郑的大族，一为山南郑家，即镇海澥浦十七房郑家，一为山北郑家，即慈溪龙山西门外郑家。这“两郑”都是宁波帮的望族，有意思的是，两家的堂名都叫“通德堂”。

　　通德，即与“德”相通。其出典源自东汉末年，北宋太守孔融，因敬仰大儒郑玄，命高密县为郑玄住处建郑公乡，号通德里，门为通德门。三北“两郑”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堂名定为“通德堂”，即是对“以德治家”家风的认同与赓续。

　　又如，“五金大王”叶澄衷家族的堂名为“怀德堂”。１８０８年，慈溪人叶普山在杭州开了一家国药店，叫“种德堂”。上海酱业世家、小港衙前张逸云家族的堂名叫“崇德堂”……

　　当年在日本被称为“关西财阀”的吴锦堂，虽富贵至极，却“不欲多金为子孙计”，而是选择把巨额资产贡献给社会。在家乡做了大量好事，如创办锦堂学校，并亲自规划建设杜湖和白洋湖。吴锦堂墓碑的对联很有名：“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足显其赤子之心。

　　“堂名是家风的凝聚，表明家族的价值取向。可以说‘以德传家’，‘积财不如积德’是宁波帮共同的精神追求。”王耀成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