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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2月1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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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大树有其根 环山之水有其源

宁波商帮的传统家风

记者 王芳

  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镜头里与大家一起分享各自记忆里的家风、家训的,有知名人士,更有普通百姓,一时引发公众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关注与热议。

  家风又叫门风,是一户家庭或一个宗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兴起于明朝末年的宁波商帮,历经300多年的发展,如今仍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宁波商帮长盛不衰的根源,是否可以从传统宁波家庭的家风、家训中挖掘出一二?帮办记者带着这个命题,采访了从事宁波帮研究已有20余年的本市作家王耀成。

  王耀成认为,宁波帮长盛不衰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还在于宁波帮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商业伦理道德以及经营实务上。同时,宁波帮商人及其家族的核心价值观还体现在家风上。家风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荣辱兴衰。而当家风与一个族群乃至一个商帮联系在一起时,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阐明其中的因果关系,王耀成为我们讲述了几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小家庭时代,更需要传统家教。希望读者朋友能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一些启发。

  家国情怀

  是宁波帮家风的核心

  宁波人项松茂是一位商界奇才,在他担任上海五洲大药房经理的20年间,“五洲”成长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制药兼销售企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项松茂参加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在自己的企业内秘密组织义勇军的一个营,自任营长,并专门聘请了军事教官,每天下班后训练1小时。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借故闯入五洲药房第二分店搜查,并捕去11名店员。项松茂为此两入虎穴,亲往虹口的日本驻军营救。第一次安然返回,第二次前去时,被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扣押。

  日本人责问他为什么组织义勇军、抵制日货,他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但知爱国。同为黄种人,你们为什么强占中国土地,戕害华人生命?似此国仇,愈结愈深,不是你们日本之福。”他当然知道,这个回答将招来怎样的后果。两天后,他和11个店员同被杀害。 

  项松茂被杀害后,其子项绳武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副对联:“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这副对联体现了项松茂的家国情怀,并以生命和鲜血践行。

  项松茂遇害时年仅52岁。他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慷慨赴死的英勇形象,成为后世爱国企业家的一个典范。黄炎培亲自撰写悼念文章,王蘧常先生曾有诗赞项松茂:“义商千古说弦高,孰与先生气更豪。”

  宁波帮研究专家王耀成告诉记者,项松茂身上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宁波帮商人身上都能找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在长江设两道防线,即用沉船堵塞航道,以防日军长驱直入,宁波帮航商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船只。船是航商的身家性命所系,但从虞洽卿到顾宗瑞,都纷纷把自己千辛万苦筹资购置的船只甚至整个船队沉入江中。其中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有3万吨位的船只被征用,占其总吨位的一半。顾宗瑞贡献船只沉江后,又继续购船搞航运,但沿江沿海遭日军封锁,船只很容易被日军掠去。当时只要挂汪伪政权的船旗,就不会遭日军掳掠,但顾宗瑞一口拒绝,“我挂了汪精卫的旗,我就是汉奸,以后怎么做人?”

  王耀成认为,“家国情怀”是宁波帮家风的核心。无论是抗战时期的毁家纡难,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报效桑梓,宁波帮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令人感佩。当这种大仁大义相沿成习时,当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子孙后辈会很自然地效仿前人所作的抉择。

  先人后己

  是搁在儿子心头的母训

  这个故事发生在虞洽卿身上。

  虞洽卿从小失去父亲,十四岁那年跟随族人到上海学生意。出发那天,母亲挎着包袱送儿一程。路上经过一所大房子,是族人虞润甫的产业。看着那所豪华的宅第,少年虞洽卿自信满满地对母亲说,“如果我将来发了财,也给您盖一所这样的房子。”没想到母亲却郑重地告诉儿子,“你如果发了财,应该做些对一乡有实惠的事情,不要专为自己享受着想。”

  母亲的寥寥数语,从此烙在了虞洽卿的心头。虞洽卿70岁时,在寿宴上说了一番话,“为人处世大多先己后人,此是错的。洽卿主张适与相反,以为众人皆好,本人断无不好之理。故社会事业宜先乡后国。本人20岁有一志愿,以能筹得500万元,必建设家乡。”

  20岁时发下的宏愿,虞洽卿后来陆续做到了:1907年,他40岁时,在慈溪龙山山下村捐资创办龙山学堂(曾一度改名洽卿小学),当地儿童可免费入学。1912年在龙山开办三北轮埠公司,营建轮船码头及轻便铁道,输出家乡的棉花、大豆等农副产品,运回大米和各种工业品。1922年,家乡水灾,虞洽卿运进一批赈灾米,分发给乡民。抗战期间大米奇缺,虞洽卿发起举办宁波平粜会、镇海平粜会,从西贡、仰光运来大米,以低于当地市价销售。虞洽卿还在龙山创办过电话及电报房,同宁波、上海接通电话。1929年至1933年,他发起建造甬观、镇骆、镇大3条公路。1939年又与从弟善卿出资疏浚凤浦湖,以利农田灌溉。照抗战爆发前的物价计算,虞洽聊一生用于龙山一带的公益经费,几乎超过其全部财产。时人论及虞氏善行时认为,这虽然是宁波人乡土观念特重的习性使然,也和“母教”有关。

  母亲的一番嘱咐,造就了一名爱国爱乡的实业家。虞洽卿78岁病故于重庆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曾送其匾额,上书“乡国仪型”,并在挽文中赞其:“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耆期爱国,曾不后人。”

  虞母于1930年逝世,“享寿八旬余,福寿双全,子孙贤秀,乡人认为忠厚之报”。

  企业家应是慈善家

  家风体现于财富的聚散之间

  王耀成认为,宁波帮的家风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商业伦理,比如“聚财”与“散财”的观念。

  《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商祖陶朱公三聚三散的故事,他每次积财到千金之数,就把钱散掉。在古人的观念里,如果你赚了钱而不让别人分享,是不道德的,这是一种古老淳朴的商业伦理。

  正如赵安中写给李达三的信里说的,“创业聚财是成就,散财捐助是乐趣。”聚财时吝惜如命,散财时慷慨大方。

  许多宁波帮人士到家乡捐赠,吃饭、住宿一定要自己掏钱。有一次,当侨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赵安中,“您的房费,宾馆已经给打了对折”。顿时,老先生显得很开心,好像赚到了大钱。他们把钱捐出去时很快乐,能省钱时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王耀成在赵安中先生的写字间里看到,老先生起草传真稿都是写在公司的报表,或者商务传真的背面,没有一次用过完整的白纸。

  在赵安中的公司里,若有员工把旧文件夹丢弃在门口的垃圾筒,他看到后会不声不响地拿回来用。在写字间用午餐,老板和员工都是一模一样的盒饭。但若是偶有朋友来访,则会叫上一份鲍鱼饭。

  有家电视台去赵安中家里拍片,一个女记者看到老先生的拖鞋磨损得厉害,身上的睡衣也是破的,怀疑他是不是在镜头面前做秀。老先生看出了女记者心中的疑惑,转身从卧室里捧出了一叠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衫,数一数,17件,件件都已破损,令在场的所有人动容。与赵安中相知甚深的汤于翰医生对他有八个字的评价:“自奉极俭,慷慨施人。”

  世界船王董浩云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最后一篇日记的最后一句话竟是“坐地铁回家”。而董浩云一生的最大享受也仅仅只是“一杯柠檬茶”。女儿董建平说,“我们小时候不理解,人家钱没有我们多,但他们可以吃好东西,穿好衣服,我们却不行。”对此,董浩云在1958年的一篇日记里深情地写道,“我的子女终有一天会理解我”。

  在宁波大学的包玉书教学楼前,有包玉书5个子女立下的碑文:“我兄妹五人,自幼耳濡目染,深知父辈创业维艰,以不骄不侈自律,更以秉承家风反哺故土,报效国家为荣,特此立碑,以示永铭。”

  著名宁波帮代表人物王宽诚,一次就出资1亿美元设立教育基金。王宽诚一生自奉极俭,去世前几个月率团到新疆参观考察,他衣服脏了,只要有时间,总是自己动手洗。他喜欢吃奶酪,病危时,亲属花三十多元外汇券给他买了块大奶酪,他摇摇头,表示吃不了要浪费的。他的花钱原则,“钱不能乱花,要用在大道上”。

  前不久以107岁高龄去世的邵逸夫,一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捐资近五十亿,加上有“东方诺贝尔奖”之誉的“邵逸夫奖”基金,达到百亿之巨。

  王耀成说:“邵先生走了,他留给莘莘学子的共同‘遗产’是六千多幢‘逸夫楼’。他留给宁波帮的共同‘教训’是‘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

  通德怀德崇德种德

  家风浓缩在一个个堂名里

  王耀成告诉记者,“家风的表现形态很多,多数是有言无言之教,是风习的传承。还有一种是固化的形式,譬如堂名。旧时的大家族往往有一个堂名,这是代代相传、约定俗成、为族人所认可的名号,其中凝聚着家风的精粹”。

  同仁堂,原来叫“乐家老铺”。1669年,当时已经在皇家太医院任职的乐氏医家第四代传人乐显扬,觉得乐家已经有了一份基业,也有了相当的名声,以后还要发展,要立一个堂名。他对子孙说:“‘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并且挥毫写下了“同仁堂”三个字。

  乐显扬立下堂名,也立下了同仁堂济世养生的理念,以及“崇尚仁爱,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家风。同仁堂300多年来秉承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把仁爱的家风代代相传。

  在研究宁波帮堂名的过程中,王耀成发现,许多宁波帮家族的堂名中都嵌有一个“德”字。

  当年,三北地区有两个姓郑的大族,一为山南郑家,即镇海澥浦十七房郑家,一为山北郑家,即慈溪龙山西门外郑家。这“两郑”都是宁波帮的望族,有意思的是,两家的堂名都叫“通德堂”。

  通德,即与“德”相通。其出典源自东汉末年,北宋太守孔融,因敬仰大儒郑玄,命高密县为郑玄住处建郑公乡,号通德里,门为通德门。三北“两郑”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堂名定为“通德堂”,即是对“以德治家”家风的认同与赓续。

  又如,“五金大王”叶澄衷家族的堂名为“怀德堂”。1808年,慈溪人叶普山在杭州开了一家国药店,叫“种德堂”。上海酱业世家、小港衙前张逸云家族的堂名叫“崇德堂”……

  当年在日本被称为“关西财阀”的吴锦堂,虽富贵至极,却“不欲多金为子孙计”,而是选择把巨额资产贡献给社会。在家乡做了大量好事,如创办锦堂学校,并亲自规划建设杜湖和白洋湖。吴锦堂墓碑的对联很有名:“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足显其赤子之心。

  “堂名是家风的凝聚,表明家族的价值取向。可以说‘以德传家’,‘积财不如积德’是宁波帮共同的精神追求。”王耀成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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