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在广州市政协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委员曹志伟现场展开一幅长３．８米的“人在证途”长卷，列明个人一生常见办证就超百个，市民办证繁冗不易。他吐槽说中国人一辈子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２月２０日《南方都市报》）。

　　为什么证多？一个重要原因是“证出多门”。每一种证，都来自一种行政审批项目，都代表了一种权力对群众的特许。从理论上说，制作颁发每一种证的初衷都是把证作为服务工具，保障群众享受相关权利。实际上却发生了异化：每一种证都是对群众的一种限制。为了管理，政府各个部门想办法设置门槛，于是证越来越多。不仅有依法设置的证，更有权力所有者随心所欲设置的证，例如河北省成安县就曾要求农民办理秸秆放倒证、秸秆准运证。

　　证太多，至少会产生三个问题：一是群众办证时的麻烦多，为办证，很多人是腿跑断，鞋跑烂；二是领证时的费用多，办证并不只收工本费，有的收费是成本的几十倍；三是群众保管使用困难，一大堆证，丢了一个就不好办事，而补办比新办还要难。这或许正是“办证”小广告泛滥的原因：群众无证路难行，真的没有，假的也行。

　　为改变“人在证途”的囧况，曹志伟希望逐步实现“一证行天下”。我以为，“一证行天下”短期内可能做不到，但砍掉一大半还是可以的。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证会自然失去作用。比如，大家都能就业了，也就不需要下岗证、就业优待证了。二是，实行“一证多能”。比如，有了居民身份证，什么暂住证、居住证、老年证、退休证、乘车优惠证、公园优惠证都可以取缔。三是，建立公民信息大数据库网，实现信息共享。不仅各部门的办事窗口可以合并，需办的证件也可以合并。

　　当然，减少各类证件，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就可以做到的，需要国家层面统一安排，但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我做起，能不办的证件就尽量不办，方便群众生活。正如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所表示的：“地方能解决的，将由地方解决。”只有这样，上下齐心，逐项推进，“人在证途”的尴尬才会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