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雷蒙德·卡佛是少数几位我常读常新的作家，我特别喜欢他那不确定、吃不准的调子，还能像《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里那个主人公一样，发现夜色中最细小的东西。 

　　作家对待小说的态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视角。最初的傲慢、自信、主宰，到了当代已转化为谦虚、卑微、疑惑。俯视降为平视或仰视，就像一个大人跟小孩套近乎，得弯下腰或蹲下来。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本能地运用平视或仰视，因为他和小说里的小人物有相似的境遇。其实，阅读小说———体会小说里人物的处境，除了生活经验，还得有怜悯之心，这就是福克纳所说的人类最重要的情感之一。作家一旦踏入小说的现场，就得摘掉观念的帽子，脱去理论的衣服，扯下说教的裤子，扔开思想的靴子，一心一意写好写活形象，用好用活细节。形象鲜明，就什么都包涵在里边了。正如有评论家问起《老人与海》的象征，海明威说：没有象征，只有一个老人，一条大鱼，一片大海。而我们确实在其中读出了象征和寓意。所以，我的看法是：小说是种不讲道理的文体。

　　这引出一个问题：小说的能见度。因为面对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无法掌控的现实，当代作家不见得比谁高明，而是疑虑重重———现实的能见度相当低，也就涉及小说的能见度。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那种不确定的行为、吃不准的语调、放空了的结尾，造成了他的小说能见度相当低。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能见度就相当高，他的小说总有个“上帝”的视角俯视整个故事，明显地看出作者对情节的操控，整篇小说都在为意外渲染、铺垫。当我们被他的意外冲击之后，所有的悬念、疑惑都有了明朗的答案。 

　　其实，作家的任务，只是提问题，不作解答，人物的困惑也是作家的困惑。欧·亨利小说和雷蒙德·卡佛小说的最后一段，前者我称之为结局，后者称结尾。结局就是封闭起来，已明朗；结尾意味着仍旧敞开，还模糊———不了了之。这正是两位作家对现实的视角不同的结果。卡佛说：描述一个完善的结局是不恰当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不可能的。 

　　卡佛曾谈到：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暴。现在，我选卡佛的《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作为低能见度的一个例子。此文讲了“我”（妻子）在月光下发现“最细小东西”的故事，表面上几乎没有故事，如同夜色遮蔽了夜晚的事物那样，故事也隐退到小说的深处。夫妻关系，一个醒，一个睡。丈夫的状况是睡死过去了，喘气恐怖。女主人公听见声音，她开始一系列动作：躺、起、再躺、再起。这篇小说，限制在女主人公的视角里，她先是通过窗口，看见月亮（给月亮配了惨白、伤疤这类词语），第一次看见月光下最细小的东西：绳上的衣夹。她先是想，后是推丈夫，丈夫继续沉睡。她又喝茶又抽烟。 

　　读者会疑惑：深夜她无法入睡，怎么了？或说：夫妻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卡佛的叙述只写一连串动作，突出月光照亮了一切。女主人公从屋子、院门走出，探寻响声的源头———邻居的男人山姆。注意，两家之间隔着两道栅栏，后边有交代，她的丈夫与山姆曾是朋友，发生争吵后，山姆修了一排栅栏，她的丈夫跟着也修了一排，从此互不往来。本该展示反目为仇的故事，可是，卡佛中断或悬置两个男人的故事，连起因也不交代，造成小说的低能见度。

　　女主人公发现山姆拿着电筒在捉鼻涕虫———第二次看见最细小的东西。山姆竟然说鼻涕虫在侵占这里，他跟它们战斗，“勉强和它们打个平手”。鼻涕虫太多，无所不在。这里体现了卡佛对简单的小东西的惊奇特质，他能把小东西写得富有灵性。鼻涕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不经意，卡佛点了一句：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顿时，小说的空间拓展了———大了。但是，人物还专注于“最细小的东西”。鼻涕虫是人物关系的媒介，但又有独特的意味。

　　山姆终于问起昔日的朋友、她的丈夫。他说：真希望我和克里夫再次成为朋友。然后，故事有悬置，两人继续对付黏糊糊的鼻涕虫。重返卧室前，她表示会转告丈夫。这篇小说里，“隐在”的是友谊故事（通过栅栏和对话构成），“显在”的是孤独的故事。前为副，后为主，两个故事由月光下的“最细小的东西”融合起来，友谊的失却衬托出现在的孤独。月光使这个故事温馨、纯净了。一男一女在这个月光明亮的夜晚，都失眠了，而且不约而同地“看见最细小的东西”。缺失什么就寻找什么。我把女主人公南希的行动视为寂寞。

　　我认同卡佛关于小说必须要写出一种紧张感的说法。能见度高的小说，那种紧张体现在故事情节的层面，那是外在的紧张。而卡佛小说是内在的紧张，它与灵魂不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