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施超 周骥

    “办一所致力于把科技变为生产力的科研机构，不仅要看产出，还要有成本观念。”这是数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宁波材料所所长崔平多次提到的一句话。但是，崔平没有把成本控制的“金箍圈”套在科研环节上，卡的是自己和管理层的吃住行，抠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分一厘。

　　初到宁波的那段日子，崔平在所址附近的旅馆租用１００余元一天的标准间当办公室和宿舍，“心里还有些肉疼”。十年过去了，省钱的习惯没有改变，她出差去北京，至今入住的仍是２００来元的经济型酒店。崔平每次率团出国招聘高层次海外人才，都让工作人员提前预订特惠房。国外多数酒店房间上网需另付费，她和大家一起到大厅“蹭”免费的无线网络。

　　面对产业搞研发工作，是崔平及其创新团队始终遵循的科研理念，却不容易短时出成绩。两三年过去了，似乎没有发挥“大作用”的宁波材料所，陷入质疑声中。

　　什么时候能以令人心服口服的成果，冲破大家对科研机构的旧观念、旧认识，崔平心里开始也没底。然而，每当感到苦恼之时，崔平总会在深夜回到宁波材料所，重新找到勇气和信心———实验楼里灯火通明，照亮了她心中的“中国梦”。

　　恰恰是崔平这种科技报国、踏实干事、不图享受的精神，感染了海内外科技精英，不顾条件艰苦，不管过程艰辛，一头扎进科研里。

　　实验楼没建成，为了早出成果，闫阿儒研究员去企业借来空场地，在马路边临时搭起一个棚子，实验室、生产车间都有了。设备运行没有电源，科研人员又从厂区一个废弃食堂配电箱拉电线，宁波材料所研发试制的第一块磁材样品，就这样在大棚里诞生，赢得了企业的“第一单”。

　　朱锦研究员志在攻克大豆基木材胶黏剂技术，却找不到木制品企业做实验，他拿孩子吃完冰棍剩下的木棒当板材，把豆浆机、洗衣机当搅拌机，在家里反复做试验。一回又一回，一天接一天，无数次的失败换来了胶水粘牢性能的稳定，为之后的产业化砌好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