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潮  曾娇艳

　　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造假立功获得减刑事件被媒体揭露后，如何规范当前的减刑、假释制度，杜绝制度背后的权力寻租，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２０１２年７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一律予以公示，公示地点为罪犯服刑场所的公共区域，有条件的地方，还应面向社会公示，以接受社会监督。

　　按照现行法律，检察机关是我国在行刑阶段惟一的法定监督机关，既负责对监狱的监督，也对法院实施监督。但在实际行使过程中，检察机关既不具有减刑假释的启动权，又无法对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提出抗诉。监督权力实际上缺乏行使的有效方式和路径。

　　规范减刑假释制度，杜绝制度背后的权力寻租，必须改善刑罚执行机关权力行使的封闭状况，突破减刑假释权力配置的板结瓶颈，通过有效监督实现对权力的制衡。同时，要强化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对抗性，改变刑罚执行机关作为减刑假释“隐形主导者”的现状。

　　长期以来，减刑假释案件审理都是一审终审制，即使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不当，也仍然由原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审理的公正和正确。

　　此外，在减刑假释上我们过分强调国家权力的扩张，但没有对相关权力作适当限制，这易于使相关权力遭到滥用。如果赋予服刑人员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异议权，不仅能实现服刑人员对法院案件审理的监督，亦能通过上诉的形式实现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以形成彼此间有效的制约。

　　事实上，最有效的监督方式往往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彼此抗衡。如能将犯罪的直接受害者———被害人引入到减刑、假释审理程序中来，在对罪犯作出减刑、假释裁定之前，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在刑罚执行阶段开展刑事和解，将大大增强案件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现在一些地方在减刑假释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广东佛山监狱鼓励服刑人员用在监狱中获得的劳动报酬“赎罪”，主动履行民事赔偿或主动缴纳罚金，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忏悔，不仅落实了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经济补偿，缓解了服刑人员和被害人间的矛盾，而且为被害人监督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效的参与途径。四川、浙江等地法院引入人民陪审员参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重大疑难、社会关注或涉及职务犯罪的减刑、假释案件的庭审，这些都是增强案件审理公开性和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