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舟为“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全媒体行动题词。

吕舟接受采访时题字。（记者 周建平 摄）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昨天，“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全媒体行动来到第一站北京，在采访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协会副主席、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吕舟教授时，他充满期待地表示，大运河申遗对政府和普通百姓来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结果不是最重要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它给我们建设美好家园的机遇。

　　申遗：给了我们建设美好家园的机遇

　　在吕舟看来，中国大运河申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申报工程。“过去的世界文化遗产比如庐山、云南哈尼梯田等均是一个点，顶多是一个面的文化遗产保护，而中国大运河连接了沿岸几亿人口的生活，它是一条线性遗产，它的申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程，难度极大，价值也重大。”

　　吕舟认为，大运河申遗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他说：“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成为社会性的事情，这不仅仅是政府和专家的工作，而应是大众的行为。”他分析，从政府层面来说，大运河涉及到交通、水利、航运、环保、文保等许多政府部门的工作，“如果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觉得保护大运河是一件有利的事情，那么大运河申遗就是多赢的，它串起了一条从南到北新的经济发展带，给了我们一个建设美好家园的机遇。”

　　吕舟也提及，大运河对人的影响超出以前所有的申报项目，运河的保护面临着巨大挑战。“比如如何划分运河的保护范围，它的核心保护区和缓冲保护区在哪？这些关系到景观的价值，河道的拓宽边界，房地产开发的范围等实际问题，需要好好探讨。”

　　吕舟还指出，对大运河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要重新认识大运河文化价值，“如果没有大运河这条中国南北的大通道，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可能难以实现，中国历史可能要改写。它将南方精致的生活和北方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相互连接，体现出极强的文化交融和碰撞，让南北共同发展。所以不能仅仅关注水闸、粮仓等，而应从文化等角度，做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谈到浙东运河在中国大运河申遗过程中的机遇，吕舟认为，浙东运河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是活态文化遗产的范畴，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从社会生活等更广的角度研究中国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的关系，重新认识浙东运河的价值，分析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都是一个好的契机。

　　保护：唤起公众的文化自觉

　　对于如何平衡文化遗产和旅游的关系，吕舟特别反对把文化遗产变成经济效益的做法，“文化遗产保护完全被钱主导很可悲”。他告诉记者，评判世界文化遗产有三个标准：其价值不受损害，真实性和完整性没有遭到破坏，确保受到长期保护。“如果把文化遗产与旅游等同起来，把真实的生活舞台化，老百姓反而失去了生活的家园，文化遗产也失去了价值。”

　　吕舟指出，文化遗产保护其实与商业化无关，他以国外许多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为例，“他们没有把文化遗产划成旅游景区收门票，更没有拉着游人购买商品，他们甚至不欢迎游人，以免破坏他们生活的平静和生活的质量。”

　　对于中国大运河未来的保护，吕舟指出，公众与媒体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当全世界都在谈论大运河价值的时候，也要听听老百姓的意见，运河遗产保护最好的监测者是生活在运河边的老百姓。”吕舟指出，“了解运河申遗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听听他们如何看待运河的价值，问问他们对于运河保护的意见，这对于今后平衡全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非常有帮助，这也是这次‘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全媒体行动的意义所在。”

　　随着大运河日益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用大运河唤起公众的“文化自觉”是吕舟特别看重的，“当运河的生态环境更加美好、公众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时，当公众把运河变成自己的家、感觉自己从心底里爱它时，当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追求得到提高、大家把保护好运河作为自己的追求时，对运河的保护和传承才能真正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