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４月２８日，已经披露总经理薪酬的３２３家中央企业中，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以８６９．７万元年薪，不但夺取了央企总经理薪酬之冠，而且在所有已经披露的上市公司总经理薪酬中居于首位（５月６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几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如此批评华尔街高管：“我们并不蔑视财富，我们并不是嫉妒任何获得成功的人，我们当然坚信获得成功理应获得回报，但很容易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一些公司）高管们业绩糟糕，却获得（高额）报酬。尤其是在此时，这些报酬来源于美国纳税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本身的生活还很艰难。”在一些人看来，美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总统怎么也“计较”起华尔街高管的薪酬了？其实，奥巴马的逻辑并不奇怪，他愤恨的不是高薪酬，而是与其业绩不相匹配的高薪酬。

　　毋庸讳言，央企由于出资人缺位，导致某些身为内部人的“打工者”为自己制定高薪酬，并在公司内部获高票通过的怪现象。垄断背景下，央企巨额利润结余全部由自己支配，加上科学分配体系、监管机制的缺失，导致某些央企高管收入增长过快，职务消费过高。有的央企一方面上报亏损，申请补贴，另一方面个人收入却成倍增长。数据显示，比前一年薪酬涨幅在１００％以上的有１２家央企，其中＊ＳＴ大荒总经理薪酬涨幅竟然有２０００％多，可公司的亏损还比前一年多了不少。公司连年亏损、业绩持续下滑，总经理的薪水却飘红，多少有些说不过去了。而“披星戴帽”连年亏损的央企里，仍然拿着高薪的总经理可不止这一位。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则宣称实行“股权激励”。但不管什么方式、何种理由，都难以说服公众。

　　央企高管的薪酬症结在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及市场地位的模糊性。首先，央企或坐拥垄断资源，或有财政撑腰，用公共资源获取的高额利润，不能确切反映高管等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其次，央企高管的身份尚未明晰，如果是公务员，就按公务员的方式提供薪酬和福利；如果是职业经理人，就按市场的价格来发薪酬，但显然央企高管的身份还处于含混不清的灰色地带，怎么发都很难服众。此外，不同央企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也不同。对因不确定性而承担风险的企业，在确定高管人员薪酬时，绩效薪酬考虑的是经营业绩。对于市场确定的企业，高管人员做的就是生产管理工作，其绩效薪酬就不宜太高。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成为区别于以往国企改革的重要特色，朝着央企高管薪酬市场化，高管的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这一方向探索，体现“业绩上，薪酬升；业绩下，薪酬降”的激励机制，遏制“旱涝保高薪”，或将成为解决央企高管薪酬乱象的关键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