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先进典型选登 编者的话 在组织开展党的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市各地各部门党组织重视发挥党员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广泛开展了“向身边的典型学习”活动,用党员先进典型影响人、鼓舞人、激励人,使党员群众学有目标、赶有榜样、干有典范,有力地推进了全市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经各地各部门推荐,市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审定,今天特刊登2个基层党组织和5名党员的先进事迹。这些先进典型,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是我们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 小板凳结构简单,样子“寒碜”,却很实用,乡里乡亲聚会或议事时离不开它。人们坐在板凳上,围拢在一起,没有高低贵贱,却有浓浓亲情,彼此敞开心扉说知心话。 说起“小板凳工作法”,泗门镇党委委员、谢家路村党委书记钱建康感慨良多。20多年前,他刚担任并村前的谢家路村委会主任,为发展集体经济,他提出了兴办综合性市场的建议。但当时有许多村民不理解,认为村干部想自己捞好处,有的甚至跑到上级有关部门“告状”。后来,他以个人名义贷款办起光明综合市场,为村级集体经济赚到了“第一桶金”,村民们才对他刮目相看。 通过这件事,钱建康感悟到,即使是办好事、实事,也要在征求村民意见、取得村民理解支持的基础上办,否则难以办成。只有经常深入村民家中,与村民同坐一条板凳,和他们拉家常、说想法,村民才能把你当自家人,才会向你说心里话,矛盾纠纷自然也能迎刃而解。“小板凳工作法”由此诞生。 去年7月,村里为改善环境面貌,计划实施雨污分流工程,村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党支部事先充分征求了群众意见,工程得到了全体村民的支持。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村干部又利用夜晚休息时间,走进农家,坐在小板凳上,听取群众对工程进展的意见和建议。“钱书记,有件事我不吐不快,雨污分流工程中,埋入地下的塑料管子薄得像纸片,建议村里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管。”村民沈渭新快言快语对上门家访的钱建康说。令沈渭新没想到的是,他提出的建议第二天就得到落实。村里还在全村开展了一场施工安全大排查,及时更换了存在质量问题的1000多米塑料管,并聘用专职人员对工程实施全程监管。 村民鲁小庆说:“村干部和阿拉同坐一条板凳,使阿拉的心贴得更近了,干部工作有难处,阿拉应当理解、支持。”2010年9月,列入宁波市级水利重点工程的谢家路江拓宽改造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涉及26户村民的近40亩土地需要征用,村干部第一次到组里来开“板凳会”时,好多村民不理解,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地没有了,今后怎么办?鲁小庆回忆说,村干部没有给他们讲大道理,而是用朴实的话语一笔一笔跟他们算国家投入工程建设的“大账”、工程建设完成后给村民带来好处的“小账”,以及有关补偿政策的“明细账”,一笔笔账算得人心服口服。最后,大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签约。 近年来,谢家路村先后投入资金1.5亿元,为村民办了100多项实事工程,由于事先通过“板凳会”征求意见,事中通过“板凳会”民主决策,事后通过“板凳会”加强监管,村民满意率在98%以上。 (记者 沈朝晖 实习生 项一嵚 整理) “我想咨询土地被征用后如何办理养老保险?”“申请土地建房要如何办理?”“一方独生子女怎样办理第二胎手续?”5月10日晚,象山县新桥镇领导班子到该镇西片区开展组团式“五夜”服务活动时,村民热烈地向镇相关领导抛出各种问题,并得到满意的答复。 “五夜”服务是新桥镇自2012年起实施“一线工作法”的一项内容,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和解决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包括夜学、夜访、夜谈、夜议、夜办五个方面。“新桥镇区域面积较大,多山区,村民到镇上办事不太方便,所以我们通过主动下基层服务的方式,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镇党委书记励胜利对记者说。 “镇领导下村开展组团式服务,不仅体现出干部作风的转变,也实实在在为我们基层办了许多实事。上个月就为我们解决了一个难题。”高塘村党支部书记林社会对此赞不绝口。 高塘村共有187亩土地被征用于象山影视城三期建设,村里一座荒山也有大量土方被挖去填埋影视城的工地,留下了大约5亩空地。林社会就盘算着把这5亩地利用起来,造个厂房出租什么的,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因此,4月初镇领导班子到村里开展组团服务时,他就提出了这一想法,希望将该区块5亩土地转换成企业用地指标。“镇领导当场讨论后,认为可行,就叫镇城建办来负责落实这件事。后来城建办同志又来现场实地查看,帮我们弄好申报材料,又到县相关部门对接,做好沟通,5亩用地指标很快就落实了。”林社会说起此事仍很激动,“如果我自己到镇里去办,肯定没这么快。” 除了“五夜”服务,新桥镇还从镇各个科室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一支公共服务队伍,分计生和卫生服务、劳动保障和法律服务、文体服务、农渔业科技服务、城镇建设服务、治安等服务团队,每周定期到各村开展巡回服务。 “机关服务队经常到村里来,太有用了!”开头村草莓大户顾福田对此赞叹不已。“我草莓种了十来年,去年碰到一个怪现象,就是草莓开花后没多久就大片死亡,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刚好农技服务团队到村里来,我就把专家请到草莓田去看,他们一边看一边问,最后问我培草莓苗的田和种草莓的是不是同一块田。我说是的,他们就觉得问题出在这里。经他们分析后我终于明白,培草莓苗和种草莓不能多年在同一块田,会缺乏营养。现在我换块田培草莓苗,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村民有什么疑问,当场解答;有什么矛盾,现场调处;有什么需求,现场服务;有什么申报手续,帮助代办……机关服务团队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零距离”服务机制。今年以来,已开展服务16村(次),服务人数达351人次,当场解决问题125个,通过各部门协调解决的有200余个。 (记者 沈朝晖 象山记者站 俞莉 实习生 项一嵚) 一双泥渍斑驳的老式胶鞋,一摞密密麻麻的“田头笔记”,一台专用于搜索农技知识的电脑,这些属于一个36年来奔波在田间地头的身影,乡亲们心中的“自家人”老胡。 退伍后,老胡被安排到临山供销社工作。从此,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三农工作的“勤务兵”。老胡分管农资保障工作,为了让农户能及时买到价廉物美的农资,他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就连过年时也很少休息。 在临山,葡萄是许多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除了标准化建设的葡萄大棚外,还有不少葡萄棚由于地块不同,大小也不同。薄膜是覆盖葡萄棚的重要农资,但生产厂家一般只能提供规格统一的产品,对于小批量甚至一棚一规格的薄膜生产没多大兴趣,即使要生产,也得提高价格。多余的薄膜增加了农户的成本。 “你们能不能搞边角料回收啊?”乡亲的一句玩笑话,却被老胡记在了心里。他开始反复与厂家沟通,要求根据地块量身定制不同规格的薄膜,且不能加价。出于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厂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因为生产任务重,这批定制薄膜只能延后生产。老胡同意了,这给农户带来了利好,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他挨家挨户地丈量地块、记录数据。为了确保乡亲们都能及时拿到薄膜,不耽误葡萄生长,第一批薄膜在腊月廿四到店后,老胡天天开店“蹲守”,一直忙到正月初七,根本顾不上过年。“他在家坐不住啊,天天去开店门。”老伴早就对此习以为常了。 老胡不仅是农资保障的“勤务兵”,也是农田保收的“救火兵”。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户,他自学考取了宁波市供销社系统“庄稼医生”中级职称,还取得了宁波市人事局“农业技术员”职称资格。在长期的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多次为乡亲们排忧解难。 “葡萄救活了,多亏了老胡啊!”农户朱敖康感慨地说。他肢体残疾,两亩葡萄园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以前因为不懂技术,辛苦一年还要倒贴钱。就在他心灰意冷时,老胡和供销社同事上门送服务:剪枝、防病除虫、肥水管理、寻找销路……几乎是“一条龙服务”。朱敖康笑着说,去年他种葡萄赚了5万元,今年估计会更好。 不论分内分外,上班下班,老胡总把乡亲们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冰雹之后,连夜筹措葡萄防护剂;主动调研,建议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挨家挨户,推广低毒农药和有机肥;多方牵线,为农户开辟销售新渠道……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一桩一件都记在乡亲们心里。 去年,老胡到了退休年纪,一家农业企业为他开出了15万元的年薪。但面对老单位的返聘邀请,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兼职不领薪”的老胡说,“只要乡亲们还需要我,干多少年都可以!” (记者 沈朝晖 实习生 项一嵚 整理) 5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宁波北仑 小社区“护”大园区》为题报道了北仑区大港社区的事迹,同时在当天第六版用近半个版的篇幅,以《北仑 “小马”如何拉“大车”》为题深入剖析了企业对大港社区服务满意率6年来年年99%的奥秘。人们在惊叹大港社区创造的奇迹时,可能还不知道管理这个社区的人是谁。她叫朱红明,42岁,是大港社区党委书记,她先后获得“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等30余项荣誉。 2008年3月,朱红明从新碶街道杜鹃社区调到大港社区任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社区面积4.4平方公里,企业300多家,9万名员工有3万名居住在企业内的宿舍。别的社区服务的都是居民,大港社区服务的却是企业和职工,而且还是全国第一个采用社区方式服务工业园区的地方,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朱红明意识到自己所服务“居民”的特殊性。她一上任就提出了“三个最短”———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园区企业基本资料;建立起党群团及各类社会组织;赢得企业和企业员工的认同。 她和社工们白天一家家走访企业,听取意见、挖掘骨干、解决问题,晚上回来理思路、定方案、开座谈会、组织活动,经常加班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3个月里实现了“三个最短”,解决了许多老大难问题,使企业家和企业职工对他们的态度从原来的不接纳到开始认同。 朱红明工作时间想着工作,业余时间也想着工作。2008年冬天,她在北仑区体艺中心观看女排比赛时,发现有很多空位,就想到园区里的一线工人们很难有机会去现场感受这种国际赛事的气氛,与其位子空着,还不如让员工们尝尝鲜。第二天,她马上去联系区体育局领导,为园区员工累计“要”来了3000多张门票。她发现企业单独组织一台戏比较难,就整合园区各企业文艺骨干成立了“大港人职工艺术团”,轮流走进企业公益巡演。她发现企业家忙于做生意而忽略了健康,就每年组织企业家去健康体检,并聘请健康管家24小时零距离的服务。她发现园区外资企业多工作难以融入,就搭建了“大港社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联谊会”,依托外企中方管理技术人员去团结和凝聚外企力量。 朱红明和社工们的付出,感动着大港社区的企业家和职工。宁波新月仪器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军说,不管什么事,只要找到社区,社工们都会当自家的事一样办。去年,公司有一名技术骨干将孩子从四川老家接来,但没有初中可接收,朱红明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了此事,使这位技术骨干留了下来。 朱红明和社工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取得了企业职工的信任。企业对社区服务满意率达99.8%,五年来园区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没有一起计划外生育、没有一起重大安全事故。社区先后获得“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位”、“全国职工书屋”等国家、省、市、区荣誉100多项。 (记者 杨静雅) 陆永康素有“鸭司令”之称,早年靠养鸭起家的他创办了康联禽蛋公司,到1995年,公司年产值已有2000多万元。陆永康也成为各项荣誉加身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但是,陆永康生于此、长于此的西门外村当时却是慈溪市有名的落后村,家底薄、环境差、矛盾多。就在1995年,龙山镇党委请他回西门外村工作,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发家致富不忘乡亲父老,陆永康毅然决定:回村里待三年,争取大变样。 刚上任时,陆永康发现村财务账面上明明记着还有20万元的集体资金,但银行账户里是一个子也没有。钱上哪去了呢?原来被一些“手面”比较大的村民借去了,有的则替村民垫付了拖欠的农业税和电费。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陆永康先从自己的亲戚和朋友着手,限定时间归还,超过规定期限按月息两分计算。仅半个月,除特殊困难户外其他的全部收齐。 接下来,清除露天粪缸,解决因村民偷电导致的电价过高问题,陆永康用同样的方法,从自己亲友开始,问题都顺利地得以解决。 “就是这三把火烧热了村民的心,群众的心也齐了。”在村里干了20多年的老会计陈松仁说起西门外村的变迁,对陆永康赞不绝口。 环境秩序变好了,陆永康开始一门心思带领村民集体致富。他紧紧抓住西门外村地处龙山镇中心、集镇所在地的地域优势,采取“稳一产、重二产、兴三产”思路,多渠道筹资,发展集体经济。 很快三年过去了,陆永康把村子带上了健康发展轨道,自己想走,却走不了了。村民们挽留:“阿康哥,你不能走。”看着自己的心血,听着村民的心声,“阿康哥”决定:再待三年。不曾想,这一待,又是十多年。 这十多年中,陆永康还是把大部分心思花在了村子的建设上,尤其是搞好集体经济。建起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打造绿色蔬菜基地和花卉基地,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建设村级标准厂房近2万平方米,吸引了40余家企业落户。当村里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他“偷”出家里的好几本房产证,将自家住房及公司房产一并交给银行作抵押贷款。 如今的西门外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示范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省级文明村等众多荣誉称号,其本人也被评为全国劳模、浙江省为民好书记等称号。 陆永康将工作视为奉献。二十年来,他未拿过村里一分报酬,交通、通信、接待费全部自理。有人问他有没有为付出而后悔,他是这样说的:“当我想到我的过去,一个养鸭郎的辛酸经历,想想现在的幸福生活,想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没有资格对党讨价还价,为民造福,我无怨无悔。” (记者 沈朝晖 实习生 项一嵚) 单位在市区,他却常在农村扎营,一个村一待就是个把月。 本职是农业经济,他却经常为群众办杂事、“跑龙套”,解决各种问题。 职位不低,他却没有丝毫架子,下班后拖凉鞋穿汗衫,和群众打成一片。 从普通干部到江东区农经局局长,他始终是一名“城市里的农村工作者”,老百姓身边的“明山大哥”。 作为一名农经战线上的老兵,吴明山见证并参与了江东区农村城市化的沧桑巨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宁波“城市东扩”,江东区大量土地被征用,村集体资产总量迅速扩大,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势在必行。产权的归宿、资产的量化、户口的界定以及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等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众说纷纭、互不相让,改革的困难可想而知。 吴明山迎难而上。时任副局长的他带着工作组起早摸黑、进村入户,搞调研、摸情况、听意见,村里、乡里、局里、区里、市里大大小小的会议不知道开了多少个。经过一次次修改协商,最终确定了集体资产清理后,按照“人口股”、“农龄股”进行量化来分配股权的方案。 改革涉及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工作组一进村,就被村民包围。面对每家每户的利益诉求,吴明山耐心倾听,一一记录。“明山大哥很会做思想工作,一到村里就跟大伙打成一片,跟村民算经济账,一些别人拿不下的‘钉子户’,老大哥三言两语,就把他说得心服口服。”宁东村的一位村民对吴明山佩服不已。 白天在村里驻扎,晚上赶回单位继续研究问题。靠着这样的劲头,他带领工作组圆满完成了全区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改革工作。到2005年底,3万名社员人均分红从每年9000元增加到2.4万元,最高的达到6.8万元,真正地享受到了集体经济改革带来的“红利”。 “不管是不是分内的工作,只要是群众有需要,我们就该去做。”吴明山乐于为群众排忧解难,毫无怨言。 一位股东大姐自幼身患残疾,长期务农,生活拮据。上世纪九十年代,考虑她是烈士后代,应本人要求,她从农民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可按照新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她不能享受人口股待遇。吴明山主动揽下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麻烦活,挨家挨户地与村民沟通,帮她争取了一份人口股。 70多岁的李师傅找到吴明山,要求查看自己曾在江东铁器修配厂工作的经历证明,以便能按规定领取企业精简人员的生活补助。这不是吴明山的分内事,但他拉着同事小顾多方奔走,几经周折,终于办好了手续。 去年6月28日是吴明山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把整理好的一箱工作资料整齐地堆放在办公桌上,叮嘱同事放到档案室留作参考。他说,只要单位有需要,尽管来叫他,他始终是那位“农民干部”,那名“城市里的农村工作者”。 (记者 沈朝晖 实习生 项一嵚 整理)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在鄞州区下应街道,老百姓遇上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各种“疑难杂症”,都爱找街道调解委员会主任、司法所所长陈国通去调解。在近30年里,他成功调解500多起家庭矛盾、邻里纠纷,没有出现过二次纠纷。他不仅被评为全国人民调解能手,更被当地群众誉为“金牌调解手”。 “陈主任在调解时总是不偏不倚,把一碗水端平,所以老百姓都信任他。”和陈国通打了近十年交道的东升村村主任陆建新说。 陈国通是个闲不住的人。哪里有纠纷就往哪里去,劝架解难,当“夹心饼”,甚至还帮着量房子、分家产。“在基层干调解,需要与百姓建立真感情。要带着感情去调解,让百姓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就能消除隔阂,就能和百姓在同一条板凳上掏心窝。”陈国通说。 2012年12月的一次信访接待中,来了一位70岁老人,名叫忻月娣,其反映要求享受一次性征地补偿款,说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均未能落实。接访后,陈国通调阅有关政策文件,经过多方调查核实,摸清了基本情况。原来,身为农业户口的老人早年嫁入史家码村,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分到过口粮田,在第二轮土地调整时,因家中无劳动力,由村统一流转。后来因儿子结婚需要在潘火街道东莺新村购买一套商品房,她的户口也迁了过去(仍为农业户口)。史家码村在征地安置补偿费发放界定时,以忻月娣户口已迁走为由,认为她不能享受征地安置补偿费。陈国通跑来跑去,通过多方协商,史家码村同意忻月娣享受一次性征地补偿费的80%。忻月娣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当场立据承诺今后不再上访。 “把和睦送给别人,把幸福送给别人。”这是陈国通追求的目标。多年来,他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筑牢农村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更维护了一方的平安与稳定。 去年7月,下应街道湾底村两名80多岁的老人在相互闲聊中产生口角,而后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一名老人用自己的拐杖击打对方,另一名老人在反抗中致对方倒地受伤,后诊断为右股骨粗隆间骨折。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后,受伤老人去世。由于双方家庭人多势众,并认为过错在对方,形成剑拔弩张之势。陈国通介入调解之后,分头找双方家属听取他们的意见,来来回回进行沟通。最后,陈国通让双方各退一步,由一方家庭拿出4500元补偿对方的医药费等费用,此事以后双方无涉。双方家属代表都接受了调解方案,紧张矛盾由此化解。 “调解各类矛盾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固定的招数,唯一不变的就是牢记百姓利益无大小,百姓事天大事。”陈国通说。 (记者 沈朝晖 鄞州记者站 续大治 通讯员 邱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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