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开平矿务局修建的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后,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率幕僚乘车视察。（资料图片）

从１８６１年登台到１９０８年去世，慈禧是这４８年间清朝的统治权威。这些年，大清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等大事。慈禧把维护个人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过６０大寿，在甲午海战爆发的当年，她不惜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图为宫中的慈禧。（资料图片）

从京都前往东京的明治天皇。（资料图片）

　　简略对比此时的中日国家制度，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而日本基本上已建成“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进行战争，自然是败多胜少。

　　清朝———

　　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

　　清朝晚期，中国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

　　从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清朝于１８８８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对华侵略脚步。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并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

　　１９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现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

　　日本———

　　喷薄欲出的现代国家

　　１８６８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１８８８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日本参谋本部则于１８８７年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

　　那时候，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编者的话

　　新旧之变

　　１２０年前的７月２５日，日本海军在黄海丰岛海面偷袭中国海军舰艇和运兵船，击沉“高升”号，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来年２月１７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清政府倾三十年之力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清军经历了平壤战役的全军溃败、黄海海战的惨烈战败、金旅之战的消极坐败，一个庞然大国竟然一步步完败于那个“蕞尔小邦”，令国人震惊。在铁舰火炮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日军的节节胜利？在洋务运动的风光下，到底还缺少什么才使得清朝一败再败？

　　甲午战争前后五十年，或可视为中日两国历史上变化最深、转折最大的时期。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励精图治，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在中国，洋务运动拘泥于“体”“用”之争，器物上虽有进步，而制度、战略仍停滞在农业帝国，更致命的是，朝野上下腐朽之气弥漫，民间有宗族无国家，朝廷精贪腐无担当，已然从东方大国沉沦为没落王朝。以老迈的农业帝国对阵一个现代化国家，岂能不败？甲午之败，从根本上讲是制度之败。这也是本期主题“新·旧”之涵意。

　　更重要的是，甲午之战后，交战两国踏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日本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却也从此埋下了军国主义的祸根；而中国国运大挫、国将不国，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却也由此觉醒奋发，政治激进主义渐渐成为思想主流。

　　英国摄影师亨利·坎米奇拍摄的宁波卫安勇炮兵队练兵的照片，生动地记录了甲午战争前一个没落帝国的艰难转身，这是中国近代寻求富强的努力尝试，却以失败告终。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号毅然撞向日本主力舰，彰显了中国军人宁死不屈的血性，可这并不能挽救一个王朝的衰亡。甲午战争过去１２０年了，我们今天纪念它、反思它，不仅是纪念如邓世昌这样的志士，更是纪念中国的一段苦难曲折的历史；不仅是反思洋务运动的不足，更是反思一个国家怎样迈入现代化的关口。

　　本报纪念甲午战争１２０周年“甲午之变”特别报道将分三期刊出，分别是“新·旧”、“胜·败”、“兴·衰”，意在分析两国战前的实力对比和战祸的不可避免，展现战争的爆发与主要战役的过程，揭示中国惨败的原因和战争对两国的重要影响。这样的梳理难免粗浅，不过我们的用意相信各位读者都能体会得到。

　　甲午之变

　　鏖战黄海：

　　北洋主力损失惨重

　　北洋舰队为何输得如此之惨？这是黄海海战最大的问题。纯粹从军事角度讲，晚清的变革是失败了，虽经三十年苦心图治，观念依旧落后，“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双方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

　　甲午之变

　　议和缔约：

　　伤心最是春帆楼

　　日本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春帆楼”就是一例，学中国而超越中国，这正是日本能够取胜的原因。只是危机意识一旦被军国主义操纵，日本也坠入了历史劫难。而在春帆楼的精神故乡———中国，怎样汲取历史教训，走上民族复兴之路？正是甲午战争之后数代人魂牵梦萦之所在，这也就是今日国人尚为之努力奋斗的“中国梦”。

　　比 较

　　中日战前五大对比

　　政治制度 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１８６８年４月６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１．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２．上下一心，盛行经纶；３．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４．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５．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开议。而到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

　　经济制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鼓励工商。明治政府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决定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购买原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而清政府则对私人现代工商业百般压制，到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的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

　　金融体制 日本在明治维新不久于１８７１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１８８１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了融资能力。而中国一直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传统钱庄、票号仍是主要金融机构，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

　　军事体制 日本早在甲午战争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由传统的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

　　教育方面 日本于１８７１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帝国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１８８５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而中国的新式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正统地位。（雷颐） 

　　李鸿章 甲午战争中的悲剧人物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角，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直接和无法推卸的责任。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至少包括外交、用人、军事三个方面。

　　弱国无外交，从甲午战争前到战争结束，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几乎以失败而告终。他想以夷制夷，利用外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但因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和对竞争对手情况的不了解，结果总是被别人玩弄，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

　　从用人上分析，李鸿章虽然也用了一些从学校毕业的人，更多的是用了一批当年跟随他淮军打仗起家的一些部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些人同李鸿章“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方的前线指挥官大多数的将领和官员的表现，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战争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军事上分析，李鸿章对于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样一支战略打击的力量，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日本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所以日本是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战略决战的机会。而中国呢，中国海军是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 

　　我觉得李鸿章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他具备了两重性，一方面李鸿章是中国近代高级官员中对于西方最了解的人，他所具备的世界眼光，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使得他对于那座马上就要坍塌下来的房子，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李鸿章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不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清政府曾经给他很大的信任，非常大的权力，从这个角度上说，李鸿章有他当时的责任感。但是这些事情最终没有弄好，他也有自己的责任。

　　（姜鸣） 

　　从台湾到朝鲜

　　冲突逐步升级

　　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早在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

　　１８７４年，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以琉球是日本属邦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后来，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日本于１８７９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

　　随后，日本又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１８７６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１８８２年和1884年，朝鲜先后发生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清军镇压了这两次政变。但日本人还是利用了清廷的昏庸同清朝订立了两大条约，《济物浦条约》使日本取得了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的权利，《天津会议专条》则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这两个条约就为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