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怀念】

　　我四岁时我们家从上海来到宁波。住江东演武巷，很好听的一个地名对吧。记忆当中是一幢大户人家宅子，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宁波人所谓的“大墙门”，因为后来在宁波见过不少这类房子。

　　宅子坐北朝南。大门进去先是一个天井，过了天井是开放式大厅，两侧厢房，正房在大厅上面二楼。二楼有面向阳台的走廊，小时候我曾住这里。当年黄昏时分，我扶着走廊栏杆盯着大门，盼望我爸下班。圆柱很粗，金漆地板很温馨，大厅里的牛腿，对儿童时的我来说有点吓人。

　　那房子住了不到一年就搬了。这段回忆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美好，因为这也是我刚刚开始认知世界的时候。后来整个童年乃至青年期，总偶尔有一些那房子的景象浮现。一个小孩，倚在走廊边门旁，被邻居大人们逗着玩。当时似乎年关，走廊里洋溢着一年辛劳后的欢快。

　　在杭州工作多年后，才有机会重温这美好童年时光。那天我妈带着我，与我一起走向一个破落且不太大的门。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有着那么美好回忆的地方，天井很小，圆柱斑驳，牛腿朽坏，二楼黑呼呼破烂不堪，几乎就像当下能在拆迁现场看到的所有旧民房一样，只不过这房子当时尚未拆迁。

　　记忆在哪儿？记忆只能在脑子里。实物尚在，只是实物已面貌全非。即使如此，那些实物多半也即将被一拆而空。当这一代人渐渐老去时，下一代人去何处寻找记忆。

　　这些精美宅子落到这般地步，很是唏嘘不已。原本只是住一个大家庭的房子，被挤进十几户人家，烟火熏燎，百足践踏。接着是狭小空间的结构性改造，天井加建，或成为永久性厨房；露台加层，或成为子女婚房；走廊被占，或成为储物天地。紧跟着是时间岁月无情摧残，当年工匠们手上绝活，终毁坏而毫无价值。当城市大拆迁来临时，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个个破败街区、一幢幢破败建筑，如摧枯拉朽般“零落成泥碾作尘”。

　　所以当城市争论该不该拆时，一方理直气壮。至于另一方，连自己亦缺少底气。一幢建筑沦落不堪，除非像胡庆余堂老宅一样极具世俗吸引力，否则有何意义巨资修复。大量无现金流的旧物修复，绝难持久。

　　文化在哪儿？建筑是立体的雕塑，无声的诗，更是城市文化载体。放眼望去皆是混凝土森林，仔细打量多是恶俗之作，城市文脉断裂，精神家园何在。如果照片尚存一丝记忆，文化则无从体现。这样的城市，就像是漂于水上的浮萍，没有根基，没有底线，也没有牵人心肺的情感牵绊。

　　木构建筑易朽，注定了新建筑终将在不太长时期内替代旧建筑，然而这应是有前提的。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替木构建筑辩护，“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我个人则认为，倘古人一砖一瓦都得保存，恐今人毫无立足之地。然而这决不是文化虚无主义。梁思成二战期间向美军力主不轰炸日本京都奈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力主保存北京城墙。梁思成所谓的建筑新陈代谢，绝不是断崖式更替，而是如他所说的“以自然生灭为定律”。

　　纵使新建筑具有足够美学和实用价值，足够的文化承载力，旧建筑仍是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符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说中国已无唐朝建筑，而日本奈良建于这一时期的东大寺保存完好。梁思成不信这一套，终于和他的民国第一才女太太林徽因一起，在五台山一个山沟里，找到了建于北魏，重建于唐，后被称为中国“第一国宝”的大佛光寺。佛光寺正殿一个小角落，有一尊胖呼呼的唐仕女彩塑，叫做“女弟子宁公遇”，据说即武则天本人。我们在历史建筑前肃然起敬，因为那是我们的血脉。

　　就在写这稿子前一天，建于１８７２年的宁波外滩教堂大火，损毁严重。宁波及浙江本来就很少历史建筑，而我们自己又不加珍惜，真是可惜。童年时在外滩玩耍，是那教堂钟声催我回家。我一个舟山同学火灾后跟我说，每次来宁波，看到钟楼才觉得真到大陆上了。难怪一些宁波人看着失火后的教堂泪流满面。

　　莫让少得可怜的城市记忆再流失了，这是心声，更是沉甸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