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宁波帮’人士塑像日前在宁波帮博物馆揭幕。（胡建华 摄）

图为包陪庆。

图为赵亨文。

徐鸣翔致辞。

　　政协论坛

　　１９８４年８月１日，邓小平同志作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重要指示。３０年来，海内外“宁波帮”纷纷响应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号召，积极为家乡建设发展出谋划策、出钱出力，为推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日前，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以及“宁波帮”人士包陪庆、赵亨文、徐鸣翔分别撰写文章，或分析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战略，或怀念老一辈“宁波帮”对家乡所作贡献，或结合自身经历抒发爱国爱乡情怀，现将这４篇文章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编者 

　　从“宁波帮”指示看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思想

　　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

　　１９８４年８月１日，邓小平作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重要指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一个地方城市的经济发展而发出动员海外人士的号召，这究竟隐含着什么深意？

　　回顾历史，对外开放初期，国内“左”、“右”纷争频起，各种思潮冲突不断，到底如何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国家中并没有现成例子可供参考，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旨在引进资本、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而当时西方政府和企业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大都将信将疑，持观望态度。要打破这个僵局，比较有希望的就是先把港澳台工商界爱国人士请到国内来。但是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特别是一些极“左”做法，伤害了海外华人及港澳台同胞的感情，多年的隔阂不可能一下子消除，他们对国内的政策仍旧心存疑虑。此时，消除海外华人及港澳台同胞对大陆的旧有思维定势，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信心，是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需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向世人表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坚强决心。

　　包玉刚就是邓小平在海外华人和“宁波帮”中树立的一面旗、一个典型。实行对外开放后，一批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海外工商界人士开始踏足国内，包玉刚就是其中的代表。包玉刚是当时享誉世界的船王，香港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海外“宁波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邓小平１９８１年首次会见包玉刚后，他们经常见面并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包玉刚每次到北京，邓小平都要亲自接见或宴请，前后共有１５次，这在海外华人中是独一无二的。当然，邓小平与包玉刚之间的关系和交往不是单一考虑的。因为包玉刚还是英国爵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妇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与英国上层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在中英香港回归谈判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沟通作用。而且包玉刚作为世界船王，船队遍及世界各地，经常受到世界各国元首的接见，与欧美等许多国家政要有着良好的关系。中国也正需要包玉刚这样的民间大使去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说邓小平与包玉刚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要让全世界相信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就要做出一系列让全世界放心的动作。在国务院聘请包玉刚担任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之前，邓小平亲自出面会见包玉刚就有七八次之多，还设家宴款待包玉刚一家。包玉刚出资建设并赠送给国家旅游局的“兆龙饭店”，店名就是邓小平亲自题写的，这在当时还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在当时人们的思维中，以个人名字命名饭店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挑战。这是一次思想观念上的革命。邓小平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要向西方亮明中国引进资本进行经济建设的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强决心。

　　宁波有着数目庞大的海外“宁波帮”资源，具有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亮相的一个窗口和平台。看起来这似乎是个案，但却是邓小平借用全世界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战略的一个战术动作。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的远期目标是把欧美大资本集团引入到中国，带来世界前沿的科技和应用管理技术，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没有点的突破，就不可能在面上铺开。在邓小平的战略思维中，宁波的对外开放，是一步棋、一项示范。宁波利用好这个难得的优势和条件，先行一步，把海外“宁波帮”引进来，然后再在全国逐步推进。

　　“宁波帮”指示发表后，众多海外“宁波帮”人士纷纷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家乡经济社会建设。此后，宁波的对外开放事业逐步迈入快车道。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宁波帮”人士为家乡捐资兴办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益事业５０００多项，逾１７亿元人民币；宁波累计批准的１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侨企业就占了近７０％，海外“宁波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首过去，宁波对外开放沉甸甸的历史功绩，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宁波帮”指示战术策略的正确性，也正是“宁波帮”指示的发表，使“宁波帮”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宁波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经济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宁波帮”指示发表３０周年，在缅怀邓小平丰功伟绩的同时，再次强烈感受到的是这位世纪伟人卓越的战略眼光。

　　（执笔：王绿冰） 

　　包玉刚与宁波计划单列

　　包陪庆（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环球教育集团主席）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我的爸爸包玉刚响应邓小平“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带着全家回到阔别４０多年的家乡。从那时起，在有生之年，爸爸几乎每年都要回宁波。

　　每次回宁波前，他总是请香港宁兴公司卢良宝先生代表宁波市给在香港的宁波籍著名企业家、事业家打招呼，邀请他们一起回家乡。这样，爸爸每次回宁波总有一二十位海外“宁波帮”朋友同行，一同为宁波发展出谋划策，一同为家乡建设出钱出力。

　　１９８５年，国务院代总理万里率领中央几位部长赴宁波参加宁波大学奠基仪式，并主持召开加快宁波经济发展现场办公会议，爸爸应邀出席了会议。会上爸爸提议，由国务院成立工作小组，统一协调解决宁波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在爸爸的大力促成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于当年１１月成立，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担任协调小组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先担任副组长，爸爸和卢绪章伯伯担任顾问，成员由相关七八个部委各抽调一位副部长和浙江省、宁波市主要领导组成。

　　国务院为一个中等城市专门设立领导和协调机构，在中国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协调小组的成立，是邓小平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发动全世界“宁波帮”建设宁波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协调小组成立三年内，先后在北京、宁波、深圳开了６次会议，帮助宁波解决了不少开发建设的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促成了宁波计划单列。

　　计划单列是１９８６年春，由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在协调小组里提出来的。宁波计划单列？开始连协调小组的人都不相信：当时申请计划单列的城市不少，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宁波城市小、工业规模不大，１９８４年的ＧＤＰ仅为３０．１３亿元，远远落后于大连市的１７８．２７亿元。宁波连达到申请资格都有困难，要想实现计划单列，简直难于上青天。

　　爸爸则认定事在人为，由他去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陈先赴杭州征求省委、省政府的意见。

　　１９８６年６月，邓小平请我们全家到他家里吃饭，席间，邓小平对爸爸说：“你为国家、为宁波做了很好的事情，尤其是中英谈判中的特别角色，你个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我印象中爸爸是不会求人办什么事的，没想到这次他却开了口：“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家乡宁波市列为中央直管市。”

　　邓小平有点不明白，因为当时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宁波只是个中等城市，怎么也不可能成为直辖市。

　　旁边作陪的国务院领导解释说：“包先生讲的直管市，可能就是计划单列市的意思吧。”

　　爸爸连声说：“对，对，就是计划单列市。” 

　　邓小平当时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道：“宁波定为计划单列市，我看可以嘛，宁波和大连可以比一比嘛！”

　　1986年１１月，浙江省正式向国务院行文，请求给予宁波市计划单列。11月２８日，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第四次会议专门研究此事，谷牧以组长名义，建议予以批准。

　　由于当时申请计划单列的城市太多，国家计委正在研究规范计划单列城市的条件。爸爸得到邓公的口头应允，并不等于宁波一定成为计划单列市。后来宁波市计委得到消息，国家计委已通知浙江省，宁波市不计划单列了。

　　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仲毅急了，他征求爸爸和卢绪章伯伯的意见后，于１９８７年１月５日直接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宁波市的计划单列，中央领导同志对外已有态度，最好能予同意。”3天后，国务院领导对王仲毅的信作出批示：“属非省会沿海重要城市，可按大连、青岛的待遇，予以计划单列。”

　　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４日，国务院正式作出批复：国务院决定，对宁波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并继续在宁波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

　　２０多年的宁波发展历程表明，计划单列，给宁波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宁波的绝大多数外资企业，是通过“宁波帮”的华侨、华人投资或由他们牵线搭桥引进来的，海外“宁波帮”对宁波的开放和经济建设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爸爸当然功不可没，但严格说来，这也是整个协调小组共同努力的结果，宁波的发展史上永远留下了他们的不朽功勋。

　　做太阳底下最有意义的事业

　　赵亨文（市政协常委、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

　　１９８４年８月，邓小平发出了著名的“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一些海外宁波人陆续开始踏足家乡。

　　１９８５年，父亲赵安中的小学同窗包玉刚先生回宁波参加宁大奠基仪式，期间与当年的老同学们见面。少年同窗白首重逢，既万分高兴，又为当年就读的中兴学校停办感到惋惜不已。包玉刚回港后立即找父亲商议中兴复校事宜，父亲本是中兴校友会的积极支持者，自然是极力赞成。

　　１９８６年６月，包玉刚、包从兴和父亲在杭州与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会晤，商定由在港的中兴校友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叶庚年等人捐资一千万元港币，建造中兴中学，其中，父亲以我的名义捐资一百万。

　　在父亲看来，捐资办学也是一种投资，是一种没有金钱的回报，但却远比金钱的回报更有价值的投资，这是对未来的投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投入的是金钱，得到的是“希望”；投入的是现在，收获的是未来。这是太阳底下最有意义的事业。

　　从重建母校中兴中学开始，晚年的父亲把捐助祖国和家乡的教育当作自己唯一的事业，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自１９８９年起，在父亲有生之年里，每年都有捐赠项目，其中最多的一年达到２０个。

　　父亲认为“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所以他把捐赠的重点主要放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上。每次回乡，年迈的父亲不顾曾经患过癌症的残躯，忙于上山下乡考察教育和捐赠项目。从镇海团桥小学到宁海知恩中学，从四明山区到象山海岛，父亲的足迹踏遍了宁波的高山海岛、贫困乡村。

　　在宁波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教育有了很大改善后，父亲又把目光投向省内其他偏远地区，投身于国家的“希望工程”。在时任宁波副市长陈守义的牵线搭桥之下，父亲与民进中央开展了一系列合作，把他的希望之路延伸到了塞外、西南、东北和祖国的边陲１０余个省区。

　　还在宁大落成典礼时，包玉刚先生曾对父亲说：“宁波大学，我不过是开个头。安中兄，你宁大也做个项目吧！”对包玉刚的盛情邀请，父亲认为凭自己的学历和实力，尚不够资格，只能在农村和贫困山区“聊资点缀”。但父亲对有学问的人，特别对高等学府，有一种近乎诚惶诚恐的敬意。更重要的是，宁大是同窗好友包玉刚创办的，敬意之外，另有一种如对故友的亲切。

　　包玉刚先生去世后，由于当时国家和省市财力有限，宁大的进一步发展遇到资金上的困扰。对宁大的困难，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无论是作为一个海外宁波人，还是作为包玉刚的同窗好友，他觉得自己在道义或是感情上，都有一份责任，都应该为宁大做点事情。他回顾自己捐建“希望工程”的做法，觉得其中一条成功经验，就是由市、县配套，形成捐资人、市县乡镇、当地群众三结合的局面。宁大的扩建和发展，也应该争取省市的配套。父亲的想法得到包氏家族的极力赞同，省市方面也同意了父亲的方案。在父亲率先捐助两个项目的带动下，广大海外“宁波帮”人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纷纷捐助宁波大学。

　　从故乡团桥的第一幢“林杏琴教学楼”开始，到浙江大学“安中建工学院大楼”，父亲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罄其所有，甚至把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房产都卖掉，为祖国各地建造了一百四五十幢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可他自己住的还是三四十年前造的老式公寓楼。二十余年，一亿两千余万人民币的捐款，让他那些同是香港富商的老朋友也敬佩不已。

　　在父亲的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祖国和故乡的无限热爱。“自奉极俭，慷慨施人”，这是父亲的精神，也是老一辈“宁波帮”人的精神！

　　耕耘在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上

　　徐鸣翔（市政协常委、市侨商会会长）

　　今年是邓小平“把全世界‘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指示发表３０周年。“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３０年前，众多海外“宁波帮”前辈响应邓老号召，回到宁波参与家乡建设。作为改革开放初期赴港闯荡的新一代“宁波帮”，我对家乡更是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怀。

　　１９５７年，我出生在鄞县梅墟镇藤园村。十年“文革”，让我早早中断学业，十五六岁的我就成了农业机械厂的一名电工。艰苦的条件磨炼了我，让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敢于拼搏的精神。

　　２２岁那年，在香港当船员的父亲年迈接近退休，我和家人申请赴港。到港后，我在长洲电灯公司当过发电机组维修技工，也在叔父的灯饰厂里打理过厂务。１９８５年，我创办启发制刷厂，后与日本“菱电”公司合作，研发出香港首台由计算机控制的半自动制刷设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４到５倍，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在行业中脱颖而出。１９８８年，我在广东东莞开设龙翔机械厂，专业生产各种刷类产品，成为ＯＥＭ及ＯＤＭ制造商兼出口商。

　　在港期间，我耳闻目睹众多宁波乡贤回乡捐资助学、造福桑梓的事迹，觉得自己也应该为家乡人民做些事情。在事业基本站稳脚跟后，１９９２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与老一辈“宁波帮”捐助为主的方式不同，我的想法是兴办企业。一方面是响应政府号召，参与家乡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也是看中宁波这一块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热土，坚信这里是自己事业腾飞的另一片天地。第二年，我在鄞县投资创办宁波启发制刷有限公司。其后几年，我又陆续创办与制刷相关的几家企业。２００１年，我在鄞州工业园区投资２５００万美元创办启发工业城，把自己在宁波的所有工业项目全部迁入工业城，并以此为平台，为家乡招商引资。

　　１９９９年６月，欧盟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发刷制品作出反倾销制裁，使内地和香港的制刷行业受到沉重打击。为维护行业利益，讨回公道，我立即联络同业向香港贸易处求助，同时组团赴北京向国家外经贸部、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等部门申诉，寻求祖国的支持。国家经贸部随即与欧盟交涉，香港同业则聘请专业律师团队，收集大量证据提交欧盟各国的贸易组织及政府机构，并向欧盟１５国进行游说及磋商。最后欧盟撤销此项议案。２０００年，由４０多家企业组成的“香港制刷业协会”也因此次行动成立，我被推举为协会的理事长，并担任至今。

　　事业上的成功，让我逐渐被香港工业界认同。２００２年，我获得“香港青年工业家奖”，２００９年更被推选为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会长。为帮助宁波提升在港影响力和知名度，我利用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会长的身份便利，先后组织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香港各界商会、香港和日本的注塑机协会等２０余批次客商来甬考察。有时，我一月之中要来回香港、宁波好几趟，但为了家乡的事，我也乐此不疲。

　　在宁波创业２０余年，我的事业也从单一的制刷行业发展到集酒店、房地产、金融、珠宝等多产业的综合性集团企业。“富不忘慈，济困济贫”，我在努力发展事业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先后设立“泰丰扶贫资金”、“启发工业慈善基金”，帮助那些需要资助的贫困家庭。我和妻子坚信“教育乃脱贫之本，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以妻子名义设立的“康慧君助孤基金”及“康慧君贫困学生助学金”，专门捐助求学的贫困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在将来找到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家乡人民也十分认可我的努力，给予我“宁波市荣誉市民”等荣誉。这些荣誉既是责任，更是一份嘱托，激励着我今后继续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建设尽心尽力，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