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安徽祁门县的一名民警陪领导“交流学习”期间醉酒摔死。当地公安局经与其家属协商，提出参照“因公牺牲”给予１３０万元补偿，前提是其父母放弃对其他涉事警察的民事追偿（８月７日《北京晨报》）。

　　对此，网上类似“陪酒醉死是‘烈士’，‘烈士’被玷污了”的质疑之声颇多，其中虽然有偏激与鼓噪成分，但“喝酒喝死”在任何场合确实都难以得到道德肯定。特别是把这种行为与公款吃喝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引发网友吐槽就在所难免了。 

　　但笔者以为，针对类似事件，我们不应把关注点集中在该不该为死者评“烈士”上，而应反思“酒烈士”背后的潜规则与基层公务人员的职业困境。中国的酒文化向来不讲究“人人平等”，“领导随意我喝光”才能彰显对位尊者的敬重，而偏偏有些领导对这种潜规则很是受用，甚至把酒桌表现当成衡量、考察干部的标准。所以，这些“酒烈士”其实也是“酒规则”的受害者。 

　　只有显规则发挥效力，才能防范潜规则盛行。防止出现“酒烈士”，要从“上层”抓起，从政治文明抓起，建立追责机制，防止权力越位。特别是要防止权力本身成为不良社会习俗的“推动力”，用制度保障基层公务人员敢于抵制个别领导的生活恶习与违法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