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坐豪车、宴请上档次、休闲进会所、热衷打高尔夫球……近年来，一些国企高管以职务消费为由，行“不落腰包的腐败”之实。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调研发现，目前一些国有银行支行行长每年的职务消费仍有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企高管因为职务消费过多而被问责，甚至连通报批评都没有（８月２１日新华网）。

　　“以职务消费为由”，说得很明白，“职务消费”是马甲，而消费内容与职务无关，怎么还能说是“职务消费过多”呢？界定职务消费的标准应该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与公务是否有关。打高尔夫球也好，其他与公务无关的私人消费也罢，本应自掏腰包，却用公款支付，实际上就是把公款变成了私款，把公款间接揣进了腰包，那么称它为“不落腰包的腐败”，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实事求是。

　　贪污罪的成立，只需满足两个要件：一，利用职务之便；二，侵吞公共财物。与公务无关的“职务消费”，完全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满足私人性质的消费，也就完全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何必纠结于入不入“腰包”呢？如果公款支付了私人消费，省掉了“揣进腰包”这个过程，犯罪的性质就可以淡化为“违纪”，只能说是匪夷所思。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企高管因为职务消费过多而被问责，甚至连通报批评都没有”，如此宽容宽松的监管，更像是对职务消费腐败和贪污犯罪的放纵。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要杜绝“不落腰包的腐败”，关键是建立起规范有效的制度监管机制，强化制度的约束力。在笔者看来，“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连现有的法律制度与某些简单的逻辑都被无视，继续叠床架屋也未必有效，反倒可能落入“制度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