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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建成的海上茶路启航地主题景观,位于宁波市中心三江口古码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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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僧最澄带去的浙东茶籽播种在兹贺县近江坂本日吉茶园,为日本最古老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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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峻周在格鲁吉亚茶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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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出版的《“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究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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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描绘中国茶农在巴西种茶的油画 |
竺济法 宁波是举世公认的“海上茶路”启航地,2011年起,我市茶文化界又提出了“甬为茶港”新概念。 如果将视野打开,不难发现,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主席最近出访时高频率提到中外茶路、茶事;而包括我市在内的沿海、沿江城市正加紧规划“海上丝路”的宏伟蓝图。这一切,为宁波的茶文化探索提供了更宏阔的时代背景。 一缕茶香述古今。 宁波是无可争议的“海上茶路”启航地 茶叶、瓷器(包括茶具)是“海上丝路”的主要商品,因此,“海上茶路”是“海上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波、泉州、漳州、蓬莱、扬州、福州、广州、南京、北海9个沿海、沿江城市,正在联合将“海上丝绸之路”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宁波是其中的重点城市之一。在9个城市中,谁是“海上丝路”始发港或启航地较难认定。 与“海上丝路”一样,“海上茶路”同样是由多个沿海、沿江城市组成,非常难得的是,宁波作为“海上茶路”启航地,早在2007年就得到了海内外茶文化专家、学者的确认。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种有茶叶(包括投产茶园或观赏茶树),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播出去的,其中中国茶种传播海外的最早记载发生在宁波。 唐贞元廿一年(805年),到浙东学佛的日本高僧最澄,携带天台山、四明山的茶叶、茶籽,从明州(宁波)回日本,这是中国茶种传播海外的最早记载。最澄将带去的浙东茶籽种于兹贺县近江坂本日吉茶园,那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 唐、宋时代,明州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港口,茶叶、茶具、丝绸等物产源源不断输出世界各地。宋代明州设高丽使馆,专事与高丽(今朝鲜半岛)官方往来及海上丝、茶等贸易事务,今遗址尚存。 宋代以后,明州与日本、高丽海上贸易大增,官方和民间贸易极为活跃。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宁波已造出两艘当时世界吨位最大的600吨级“神舟”,主要用于官方海外贸易。 清光绪年间,时任宁波茶厂副厂长的刘峻周,受俄国皇家采办商波波夫邀请,带领12名茶叶技工,在宁波采购了大量茶籽和茶苗,经海路到格鲁吉亚种茶,获得成功,开创了近代宁波至格鲁吉亚、俄罗斯乃至整个独联体的另一条“海上茶路”。晚清时期,通过宁波口岸出口的茶叶,尤其是绿茶,仍有全国茶叶出口半壁江山之称。 当代宁波港仍为全国茶叶出口主要港口,尤其是近年每年出口12万吨左右,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三成以上。 宁波还有举世闻名的上林湖越窑青瓷遗址和清代玉成窑遗址。茶具也是“海上茶路”的主要商品。 2007年-2013年,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先后四次召开“海上茶路·甬为茶港”国际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一致公认宁波为“海上茶路”启航地,并于2013年通过了《“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共识》。 2009年,在市区三江口古明州主要码头遗址,建成了“海上茶路”启航地纪事碑主题景观。景观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由一个主碑、四个副碑、茶叶形船体和船栓群组成。主碑上的“海上茶路启航地”系宁波籍书法大师沙孟海先生的集字,刻有中、英文碑文。该景观使无形文化遗产成为有形实物,成为“海上茶路”包括“海上丝路”难得的建筑景观之一。 今年4月,《“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究文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结集出版。该书汇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60余篇文章,近43万字,是首部关于“海上茶路”的公开出版物。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政协原主席周国富为该书作序《“甬为茶港”与“杭为茶都”珠联璧合》。在沿海、沿江城市正在规划“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蓝图之际,该书将成为专家、学者研究“海上茶路”和“海上丝路”难得的文献。 “甬为茶港”与“海上茶路”相辅相成 2007年杭州市提出的“杭为茶都”文化工程,经过数年打造,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2011年,根据“杭为茶都”的成功经验,我市茶文化专家提出了“甬为茶港”的新概念,受到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等各级领导和专家的肯定。“甬为茶港”与“海上茶路”相辅相成,也是对“海上茶路”的补充与深化。 2013年4月,“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在宁波召开,与会的9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一致通过《“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共识》,再次确认宁波作为“海上茶路”启航地的历史地位,认为宁波茶叶、茶具出口年代之早,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均为中国之最,“海上茶路”由此启航,“甬为茶港”名副其实。与会专家、学者还指出,“海上茶路·甬为茶港”是宁波具有国际性的独特城市文化元素,做好这篇大文章,对宁波和浙江,对全国乃至世界的茶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人也许会认为,宁波作为国际著名的“东方大港”,如果冠名“甬为茶港”突出宣传,是否会削弱或影响宁波港的地位? 笔者以为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港口与城市一样,一般都不是单一的定位,而是全方位、多功能的,如宁波目前就有多种桂冠———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和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具有制定地方性法规权限的“较大的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公众首选宜居城市等,这些荣誉都是累积或递进式的,并不会因为某项荣誉而影响城市的其他定位。 城市如此,港口亦如此。宁波港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东方大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路”的主要港口。当代港口发展迅猛,目前集装箱吞吐量在国内港口中名列前茅,居世界同行前十位。将其冠名为“茶港”,或称“甬为茶港”,不妨看成是港口的一项功能,并不影响整体地位。如果将宁波港比作全能冠军,类似的“茶港”或其他“某某之港”,则可视为单项冠军,可谓锦上添花,多多益善。 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名片 引起中外人士尤其是茶界人士广泛关注的是:自2013年3月至2014年7月的16个月时间内,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时,连续三次说到中外茶路和茶事。 今年7月16日,习主席在巴西国会演讲时,开篇就讲到200多年前中国澳门茶农越洋到巴西帮助种茶增进友谊的故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用这句中国古诗来形容中巴关系再贴切不过了。中国和巴西远隔重洋,但浩瀚的太平洋没能阻止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进程。200年前,首批中国茶农就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巴西种茶授艺。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广泛赞誉。中巴人民在漫长岁月中结下的真挚情谊,恰似中国茶农的辛勤劳作一样,种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喜悦,品味的是友情。 据记载,巴西从中国引种茶树始于1909年前后,其茶树和茶籽是从澳门通过海路到达巴西的,为中国唐代茶传日本、高丽(今朝鲜半岛)之后的第三个国家。 2013年3月23日,习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将17世纪从福建武夷山等地到俄罗斯的“万里茶道”,与当代的中俄油气管道相提并论:“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 今年4月1日,习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在论述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时,巧妙地以“茶酒论”阐述当今世界的多元化:“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他倡导各国文明求同存异,共建美好未来,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欧洲茶叶多是16世纪通过海路从中国输出的。 习主席在短期内连续三次出访时巧说茶事,这是前所未有的,充分说明了他对中国茶的高度重视。 茶为国饮,中国是茶树原产地和茶文化发源地。宁波茶文化历史悠久,当代茶产业亮点颇多,闻名遐迩的越窑青瓷和玉成窑后继有人,尤其是200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七届宁波国际茶文化节,“中绿杯”名优茶评比已成为国内名茶评比的权威品牌,包括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7次主题研讨会,在海内外茶文化、茶产业领域产生较大影响。有鉴于此,作为古今闻名的港口城市,笔者期盼把“海上茶路·甬为茶港”作为宁波主体文化之一来打造,像“杭为茶都”那样,提升城市形象,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使其成为具有国际性的独特城市文化元素。 笔者提出以下设想与建议: ———建设“海上茶路·甬为茶港”主题博物馆。该主题博物馆可附属于正在规划中的福泉山茶文化博览院,或附属于未来需要建设的大型茶市中。 ———建设现代化大型茶市。我市现有金钟、鼓楼、中兴、二号桥四处茶市,这些茶市或比较简陋,或规模偏小,或人气不足,均不甚理想,滞后于宁波蓬勃发展的茶产业、茶文化,亟需规划建设大型现代化茶叶、茶文化多功能市场,包括已严重滞后的优质农产品市场。 ———在三江口海上茶路启航地主题景观及主要广场、公园种植四色茶树景观。宁波现有绿、白、黄、紫自然四色茶树资源,尤其是自然黄茶一枝独秀。遍植四色茶树景观,有利于人们观赏和认知。 ———在市区和各县(市)区引导建设数家茶文化主题宾馆,吸引爱茶旅客。 通过这些举措,努力丰富我市的茶文化元素。 今年6月22日,丝绸之路、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宁波作为中国大运河沿河城市之一,成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这为“海上丝路”的申遗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与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路”内涵更丰富,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更多。 周国富先生在《“甬为茶港”与“杭为茶都”珠联璧合》中指出:“‘甬为茶港’这一提法很好,非常有远见。既要注重历史,也要把握未来。希望宁波市领导能注重打造当代茶港发展要求,把‘甬为茶港’打造成有特色的和有竞争力的品牌文化。衷心希望‘杭为茶都’、‘甬为茶港’成为浙江乃至中国茶文化的两张金色名片。” 如果从这些大背景来看“海上茶路·甬为茶港”,其中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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