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潮  陈 靖

　　《水浒》中的宋江因在浔阳江酒楼上题反诗案发，戴宗让宋江扮作失心疯，意图蒙混过关。但此事被黄文炳识破，在蔡九知府的号令下，“把宋江捆翻，一连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大刑之下，宋江只得招供了题反诗一事。

　　在与棍棒的对决中，以宋江的惨败而告终。但就事论事，宋江虽然受到了刑讯逼供，却并不冤枉。在《水浒》中，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白胜、戴宗等人身上，这多少折射出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得以长期存在的现实基础，那就是能“破案”。

　　从古到今，认定犯罪都需要证据，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证据从哪里来。证据收集一直是刑事侦查的重点与难题，特别是那些特别精明或者说狡猾的人，要收集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并不易。嫌疑人的供述，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证据，抓住了嫌疑人，就等于抓住了证据活的源头。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能够让其开口，填补定罪的空缺。

　　在审讯技术、侦查科学尚不发达时，突破犯罪嫌疑人生理、心理防线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给予棍棒的痛苦。但与此同时，刑讯逼供也会带来严重危害：刑讯逼供之下极易产生冤狱，被张都监诬陷盗窃的武松、被梁山计赚上山的卢俊义，无不被这棍棒冤了一回。

　　过去朝廷大法中对于刑讯的方式、方法、时间均作了限定，但对于刑讯逼供的存在，历代统治者却似乎是睁一眼闭一眼。为了实现对社会统治和稳定的目的，区区几个小民的伤痛根本不算什么。至于在什么条件下刑讯，则是交给刑讯者自己掌握，谁也不愿意承担查不出真凶、破不了案的责任。

　　缺少制约的权力常常引发滥用。刑讯者将自己的主观意愿通过暴力，让被刑讯者屈从，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招供，实现了主观对客观的统一，想叫你说啥你就得说啥。这实际上是将公权力异化为实现个人不法目的的手段，将个人目的、徇私枉法以看似合乎规则的方式加以掩盖。刑讯逼供的频频被滥用，致刑讯逼供的弊端被无限放大，为陷害忠良、颠倒黑白大开方面之门。

　　刑讯逼供的破案效益与引发的冤狱风险，世人皆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遭受刑讯逼供的宋江，所恨的只是施暴者而非刑讯逼供这种制度，究其原因，是成为制度的刑讯获得了合法的外衣。因此，要禁绝刑讯逼供，就要揭示出刑讯非法的本质，这就需要依靠制度的防范。刑讯逼供说到底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如果能做到在庭前若非必要不羁押，使刑讯者没地方刑讯逼供；讯问时律师有在场权，使刑讯者没机会刑讯逼供；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使刑讯者没必要刑讯逼供；严肃追究逼供者责任，使刑讯者没动力刑讯逼供，必将大大压缩刑讯逼供存在的空间。

　　因此，通过制度来预防刑讯逼供，才具有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