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1年８月以森正孝为团长的“日本侵华军细菌实践战调研团”一行三人，专程来宁波调查，临别时留下的手书。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李维昶 实习生 陈燕

    在开明街口，一座纪念碑非常触目。对于宁波，10月27日这一日子值得铭记。

　　那块刻着“勿忘国耻 励志图强”的碑上，有１９４０年期间１１１名细菌战遇难者名单。

　　“这只是２００５年立碑时掌握的数字。”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经过历时３年的课题调研，掌握到的开明街鼠疫的死亡人数有名有姓者已达１３５人，“这实际上仍是一个保守数字”。

　　侵华日军在宁波发动的这场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将永远钉在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柱上。日军的无良暴行，罄竹难书。

　　今日还原这场战争的真实细节，旨在激励今人，警示未来。

　　借口接济撒下鼠疫病原

　　事后秘密调查杀伤效果

　　细菌战也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使用了细菌武器。

　　１９２５年６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些国家却一直在研究和使用它。二战期间的日本便是其中之一。

　　为了切断沪甬这条海上交通补给线，１９４０年８月，由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组成的远征队———“奈良部队”，在石井四郎的带领下，与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派出的队员汇合，在杭州笕桥机场集结，准备对宁波发动细菌战。

　　日军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检验鼠疫战的成效，二是认为“如果鼠疫战获得成功，导致该地发生鼠疫流行的情况，它的港口自然会被迫封闭”。

　　１０月２７日晨约７时，日机先抛下大量传单，传单上写着“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谎言。

　　下午２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当时正是干旱季节，日机投毒当晚，下了一场雨，麦粒和疫蚤从屋瓦上被冲洗下来，漂浮在住户的露天水缸里。不久，许多露天水缸的石缝里长出了麦苗。凡是落麦最多的庭院，死亡人数也最多。

　　“这是日军对宁波实施细菌战的有力见证。”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说，日军在１０月２７日投毒后，２９日即有人染疫发病，３１日晚出现死人噩耗。自１１月１日至１０日，每日均有新病例发现，多者９至１０人，少者２至３人。一时间，抢天呼地的哀号声此伏彼起，丧服裹身的人比比皆是，景象十分悲惨。

　　经过市委党史研究室调查考证，开明街鼠疫先后死亡人数，有名有姓的有１３５人。“日本人当时很想知道鼠疫病毒的杀伤效果，还秘密派遣人来搜集资料。１９４１年５月，日军占领宁波的次月，十一个日本高级将官，到开明街一带详细探寻宁波鼠疫发生经过：当初有多少人发病，症状如何，多少天才死的等，问得很详细。”

　　最初误诊为恶性疟疾

　　人为传播乃板上钉钉

　　开明街暴死事件发生后，患者纷纷去医院求治。起初，患者被误诊为恶性疟疾或横痃。到１１月１日前后，由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确诊为鼠疫。

　　这一确诊，决不仅仅是“发现喉间（颈部）淋巴（结）肿胀”，丁立成医师从东后街１３６号患者王仁林身上做淋巴腺穿刺液涂片，经检验，找到这场鼠疫惨祸的病原体，１１月５日，又经当时国际上鼠疫细菌学常规检验程序确诊。

　　“开明街鼠疫具有明显的人为传播特点。”市委党史研究室给出了有力的佐证，一是宁波不是鼠疫疫源地，历史上从来没有流行鼠疫的记录，且远离鼠疫流行区，无从外地传入的迹象；二是鼠疫流行期间没有发现疫鼠，而是蚤－人直接传染，患者所感染的鼠疫类型基本是疫蚤传染的腺鼠疫。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６日《时事公报》上发表的防疫处防治组张方庆的《鄞县鼠疫近况与未来之预防》一文中明确记载：“此次鼠疫，多数为腺疫与败血症之合并。故虽医师之各种注射疗法与中医之各种方药之试药，均不见有效，除现在甲部有二三人有全愈希望外，其余皆已死亡或将要死亡，其死亡率之大，亦可惊人。”

　　开明街鼠疫系人为传播的特点，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伯力军事法庭上日军战犯的供词中亦得到证实。

　　据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供称：１９４１年２月，石井四郎在向其汇报１９４０年细菌战时说，“效力更大得多的细菌投掷法是不把细菌‘赤裸裸’投掷下去，而是把它与媒介物一块，即同虫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跳蚤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后，就从飞机上投掷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病，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落到地面上。”

　　另据七三一部队特别班班员石桥直方供认：“我参加过宁波的鼠疫作战。１９４０年８月西郡班一些人到达杭州，在国民党航空学校的飞机场乘轻型战斗机飞往宁波。后来，增田美惠药剂大尉驾驶这架飞机把７３１部队、１６４４部队培植的鼠疫跳蚤连同高粱、麦粒一起，投撒到宁波城。”

　　防治结合终将疫情控制

　　细菌战梦魇成永远伤痛

　　“当时发生细菌战后，从军队到政府，还有医疗机构是如何应对的，考证这些历史细节，使得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构成一个完整链条”。

　　据史料载，在鼠疫得到初步确诊后，封锁疫区和疫苗注射在宁波逐步展开。鄞县政府医防人员在１１月２日经会商决定封锁疫区。由工务队扫除死鼠秽物，并将地板天花板拆除，焚化死鼠。在疫区内和疫区附近设甲、乙、丙三个临时隔离医院，共收容疫区居民２５３人。１１月９日起，开始在市区实行鼠疫菌苗预防注射，２３３４３人进行了注射，重点人群注射了两次。

　　在１１月２５日召开的第１７次防疫会议上，鄞县政府在征得省政府的同意后，决定忍痛烧毁疫区的全部房屋及遗留财物，并派员逐户登记造册。１１月３０日晚７时始，大火焚烧开明街疫区长达４个小时，被焚住户１１５户，房间１３７间，地面面积约为５０００平方米。疫区内建筑物尽付一炬，留下一片瓦砾废墟，后来人称“鼠疫场”。

　　侵华日军制造的“宁波鼠疫”尽管已过去７４年，但给受害者家属造成的痛苦与折磨仍未消除，在宁波人的心中留下了久难愈合的创伤。

　　“我亲眼目睹患者脸红似醉汉，两眼充血发红，表情惊恐痛苦，两手乱抓头发，头向墙壁乱撞，胡言乱语，狂叫一阵之后，疲惫不堪，终于昏了过去。”当年１１月，泥水匠戚信荣参与过立起鼠疫疫区封锁隔离围墙及尸体的掩埋，鼠疫患者临死前的惨状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鼠疫病人临终前翻滚呼号的痛楚，炭疽病人一生流脓不止的双脚，给那段历史留下了最真实的个人记录，令人不忍卒读。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６９周年，数十载光阴如梭，却无法磨灭这些永远让国人沉痛省思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