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８月起，江北法院试行“１＋４”大陪审模式，由１名主审法官和４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让陪审不再成“陪衬”（１０月２２日《宁波晚报》）。

　　有句谚语叫“有理走遍天下”，而事实上，当事人“有理说不出”的情形屡见不鲜。为啥“说不出”？除了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不能“让证据说话”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规则之下的“理”，已经被程式化于举证责任、时效制度等“高大上”的法律范畴之中，一般人搞不懂。于是乎，法庭成了专业律师的“竞技场”，程序性败诉也成了法官的“避风港”。然而，对于当事人来说，法律的程序价值是模糊的，他们心中只有一种朴素而又执著的追求，那就是结果公正。司法正义与社会诉求之间的“断裂”，是近些年司法公信力不高，一些法院判决得不到社会认可的主要原因。

　　填补这一“断裂带”，不但要实现精准的司法技术，还要实现高度的司法民主，而人民陪审制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最起码可以实现“理”的世俗化回归，使裁判结果更贴近民众的正义情感。

　　让一帮“门外汉”对重大法律问题作出裁判，是不是风险太大？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美国的陪审团成员都是从社会中随机挑选的非法律界人士，事实证明，正是这些“门外汉”充当了该国法律的守护神。因为审理一个案件由“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构成，法官深谙法律，在“法律适用”上技高一筹，但对于“事实认定”来说，法官并不比普通人高明。

　　前些年发生的“许霆案”一审判决后，引起了社会广泛质疑。法学教授陈忠林曾问主审法官：“如果你不是法官只是普通人，你会怎么判这个案子？”法官回答是：“我已经当了十几年的法官，我已经不知道普通人怎么思考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反而需要用“门外汉”的生活经验与朴素正义来矫正“跑偏”的法律思维，因为后者更能代表“民意”。

　　从过去“１＋２”陪审模式到现在“１＋４”大陪审模式，虽然只是增加了两个人，但关键是改变了审判组织的结构。有美国心理学和法学教授曾经对美国陪审团作过一项专门的研究，表明“规模较大的陪审团，会出现更多的相持不下和更少地出现决策错误”。因此，美国的大陪审团由２３人组成，小陪审团也有１２人之多。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针。其中的“公正司法”追求的绝非只是一份按照法律“天衣无缝”的判决，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朴素的社会公正，一份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公正。

　　在推行大陪审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更大范围地“放权”，比如把案件事实认定问题交由人民陪审员认定，赋予人民陪审员对刑事犯罪的量刑建议权，以人民陪审员的集体智慧裁决事实问题。把法官从纷繁复杂的事实问题纠缠中解脱出来，扬长避短，集中精力处理自己所擅长的法律争议。在“放权”的同时，还要“加压”。在美国，行贿陪审员和陪审员受贿都是重罪。陪审员一经选出，未经法官许可，不得擅自离开指定地点，甚至不能看报、看电视，以防受媒体影响，所以受贿的机会很小。这些值得我们借鉴，以防止由４个人民陪审员决定的案件，那１个法官却成了被追究错案责任的“替罪羊”。总之，只有让人民陪审员有陪、有审、有担当，人民陪审员制度才会成为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