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伟华

    ３０年前，我和一群年龄仿佛的年轻人，因为气味相投，偶尔会聚在一起，其中有不敏。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都热衷于为文作诗，诵读，交流，还要辩论，有时候斗嘴不过瘾，还要用肢体语言疯闹。这么一些不甚靠谱的家伙，一般的定义叫文艺青年，现在也有人称为２Ｂ青年，当时的我们大概就是。在这帮貌似文艺青年的人群中，不敏看上去是一个比较“正”的人。他平素少言少语，偶然开口，语锋犀利。

　　那时候，在报纸杂志上偶尔可以看到他写的散文。有一篇叫《春天的情绪》，借用蒙太奇手法，抒发一种明亮的心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写得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偶尔为之，述而不作。他和我一样，早年有从教的经历，那时他的主要作为是站在讲台上“述”，而不是“作”。听说他的课学生们爱听，他开文学讲座，阶梯教室的走道上都挤满了人。可以想像，那时他的文学情愫，主要是用在教学上了，他是在浇灌春天的花园，做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工作。直到现在，他的身边依然有学生围着，他早年的学生依然喜欢着他。我想，学生们之所以喜欢他，跟他的那种文艺气质一定有着某种关联。

　　大概２０多年前吧，不敏进机关大院当起了公仆。我也离开讲台，做了记者。那时我们的接触比较多，但是几乎不谈文学了。我们碰见也就是匆匆地握手，互相致意问好，尽个礼数，如此而已。有一次，一个朋友结婚，我们正好同席相邻，就像特务接头一样，彼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几杯热酒下去，他对我感慨道：“还是你好，可以写写。”我也感慨：“记者和作家是两回事情，不过，你也可以继续写写的。”不敏听罢，没有作答，沉吟片刻，说：“不说这个了，来，喝酒。”有些话题刚刚打开，他就及时打住。我有一种感觉，他好像憋着什么。

　　一晃到了６年前，不敏主动来电话，说叫几个人聚一次。他先是大谈国家强大社会进步之类，再说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如何。说着说着，他说想写写了，想听听我们的高见。他说内心里有一种时隐时现的摆脱不掉的冲动，想写写的冲动。他有感于文坛的种种缺憾，说这个话题可写，那个话题也可以，说为什么没有人写，为什么不写，云云。他特别说明，写写不为别的，只为内心的召唤，因此想用笔名，记得我们当时还为笔名的事讨论了一下。之后，在本地一家媒体上，几乎每周都有他发表的美文，视野开阔，亦庄亦谐，时有鲜活之作。他说是在试水，重新学习。

　　他在《我喜欢的行当》中最后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这四种行当都干上一回。按年龄逐渐变大顺延下来，先当摄影记者，体力最好的时候；再当国际特工，人生经历已经相当丰富；然后当合唱队员，让心境变得越来越宁静；最后到报刊亭卖报，做一个懒洋洋的糟老头。

　　从他希望的四个人生经历来看，是从动态到静态的过程，也是王阳明先生的先行后知的过程。这种过程，就是作家的生活过程———先是积累生活，而后琢磨生活，再是总结生活。

　　一年前，他的散文集《忽然发笑》出版，在熟悉的朋友圈里引起了一番驿动。我细细读来，有点像周作人晚年小品文的味道，但是思想比周作人要明亮得多，富有力度得多。他的语言通达而守拙，偶尔也不乏调侃和幽默，叙事过程中，透出生命的寓意。许多感悟，他不明着写出来，而是“不敏”在那里，叫读者自己去猜。这也是写作者的高明处，因为许多“你懂的”一旦说出来，就不是文学作品了。我觉得不敏有点闷骚，然而他只承认自己很闷，不承认有骚。

　　他自信他的话题都在广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域内，传递的都是百分百的正能量。书出来之后，方方面面的反应都很好，其中不乏全力点赞者。一位搞实业的男士说，他近年几乎没有看过一本完整的书，这本书他看完了。书的印数很少，一些大城市的书店都有发过去，卖得最快的是北京。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再版，他坚定地说不用了，有几个读者喜欢就足够。

　　有朋友曾问他，笔名为什么用“不敏”。他想了想，说：“因为有时候比较二嘛。”这个“二”，我理解，应该就是文艺青年的那种气质吧。从３０年前的不敏，到现在的不敏，言语的风格有很大的变化，犀利藏到了后面，诙谐走在了前面，但是那种文章的气质，那种形而上的情怀，似乎挥之不去，丝毫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