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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蒙蒙，下应街道拆迁小组带着勘测和评估人员，第三次敲开了王大伯的家门。“我没读过几年书，最头疼的事情就是算账！”王大伯说，街道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帮他算拆迁赔偿款，可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总是不放心，非要亲眼看着他们测面积。“大伯，没关系的，只要能算好放心账，我们多跑几趟不要紧！”顾不上喝茶，大伙儿就开始忙活起来。

　　和王大伯一样，2010年城中村改造工程启动后，许多群众担心有的干部会给“关系户”乱开“口子”、暗箱操作，在“怕吃亏、宁观望”的心理作用下不愿“爽快”签约。为了打开群众的心结，下应街道坚持“一把尺量准、一本账算清、一碗水端平”，力推规范拆迁、公开签约。在街道和各村的携手努力下，截至11月底，7大城中村改造工程已完成90%以上。

　　体量大速度快 拆掉“城中村”

　　9个城中村，共80万平方米居民住宅，100万平方米企业用地，具体过程中还涉及旧有项目的拆迁“清零”，面对如此“大体量”的改造工程，下应走出了自己的速度：拆得快，建得也快。目前，除了河东村和已经完成新村建设的湾底村，其他7个城中村的拆除工作已基本完成。金谷小区一期、二期已经交付，景湖小区一期已安置入住，景湖小区二期、江六新村加快建设，洋江水岸的安置住宅楼已造到22层。

　　速度的背后，是下应街道和各村干部的点滴付出。街道的领导班子成员每人都牵头负责一个村的签约清零工作，带着工作人员走村入户，以“5+2”、“白加黑”的节奏争分夺秒推动拆迁工作。“一把手”当好“火车头”，街道拆迁办、各村党支部的基层干部也都进入了高强度工作模式，有人坚持带病上阵，有人把私事搁到一边，有人常在村里“蹲点办公”至深夜……

　　“大多数人都签约了，他们都比你笨吗？早签约早住新房，还可以拿奖励，晚签约反而一点便宜都占不到！”面对“观望”的拆迁户，干部们经常用朴素的语言给他们讲清“大道理”。摸底排查、解释政策、反复测量……干部们不怕磨破嘴皮、踏破脚皮，坚持推动签约走上“快车道”。

　　广公开严监督 办公“流水线”

　　“有问题，看公示！”在河西村，86户拆迁户的签约“变更单”都被贴了出来，大伙儿要是担心有谁“走了后门”，看到白纸黑字的协议，心里立刻就舒坦了。在涉及拆迁的其他村子，拆迁协议可供群众查阅，以便及时拆除群众和干部间的“隔心墙”。

　　“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员干部要带头遵守补偿细则，对于亲戚朋友，一律不收‘条子’，不开‘后门’！”在史家码村，李如年、陆岳定、杨桂仁这3位当过生产队长的老党员拧成了一股绳，利用长年累积的威望和人脉，协助4名村干部稳定村里的“大后方”。见到党员干部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列在单子上“晒”出来，把自家的拆迁利益搁到一边，许多村民竖起了大拇指：“我们的老队长靠得住！他们办事，绝不会有‘关系户’！”截至目前，今年7月启动的史家码村376户拆迁签约工作已完成了近90%。

　　公示、谈判、签约，在这条“流水线”上，跑一个办公室就能搞定一揽子拆迁事务，为群众省下了不少时间和力气。有的拆迁户本人不住在村里，干部们就把手机号给他们，不论工作日或节假日，只要群众一来电，总有干部赶到村里上门约谈。“国庆节，我们都休息了，他们还要到村里走走。”李阿姨说，4个子女回来过节，一家人自然要合计合计拆迁签约的事情，村干部们便“趁热打铁”走访了多个这样的大家庭，让大家商量的结果尽快在协议上“落地”。

　　守底线知冷暖 啃下“硬骨头”

　　“这间屋子造了好几年了，凭啥说我是违建，不给补偿？”“女儿为什么不能单独立户？”“老妈说好的，把这几间房子给我，可现在兄弟们非要和我平分，怎么办？”在拆迁工作中，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收到好多条类似的群众意见。

　　“坚持依法办事是我们的原则，政策的口子开不得，否则就是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下应街道拆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判断相关建筑物是否违建时，土地证、测绘图和对周边村民的调查成了工作人员的“准绳”，“对于通过违法占地、私自加层、围墙内乱搭乱建、占用良田等途径搭建的违章建筑，一律不予做调产安置。”

　　干部们坚持“铁腕”办事，却也体知群众冷暖。“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尽可能给群众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的原则。”下应街道拆迁办负责人说。帮群众算账，看怎么赔偿最划算；仔细测量面积，不放过一处死角；为子女较多的家庭当起“老娘舅”，商量出让大伙儿都得益较多的分房方案……只要能帮群众争取合法利益，干部们都会主动“出击”。

　　“住在这里很惬意，新房子慢慢来，不着急！”姜村村的刘金芳老人说，街道给老人们找的过渡用房很不错，每月租金只需10元至15元，“25元一月的过渡费还能省下一点呢！”

　　对于滞迁户，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政策、讲道理，并动员他们的亲朋前去打“感情牌”。“三年啃下一块‘硬骨头’，不容易。”姜村村工作人员介绍，在下应大道姜村段，有位村民迟未签约，位于主车道中间的两栋房屋严重影响下应大道按时竣工。自2011年起，街道和村干部与他协商近30次却始终未能签约，原因主要是该村民提出的条件与相关征迁安置政策规定严重不符。今年春节过后，下应街道不得不通过司法途径强制执行，并在强制拆迁前继续与其保持商议。“从4月22日晚上7时多谈到第二天凌晨1时多，他才同意签字，我们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邱天安 施莎璐

　　图片提供 下应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