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月湖景区的烟屿楼（周建平 摄）

乾道《四明图经》

徐时栋书楼水北阁内景（周建平 摄）

《山中学诗记》

《烟屿楼诗集》

　　徐建成/文

　　书香宁波，香在月湖。月湖十洲，望族门第，书楼更替，传承有绪。十洲之上，烟屿景色最美，原因在于此地诞生了两位最为勤奋的读书人。一位是集浙东史学之大成、被后人誉为“万宝全书”的一代先哲谢山先生全祖望，另一位则是“主四明坛坫三十余年，后进高材生咸出其门”的乡邦名士徐时栋。

　　徐时栋（１８１５年１月５日－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字定宇、同叔，号柳泉，学者尊称“柳泉先生”，他是甬上著名的方志学家、经史学家、藏书家、文学家、书法家以及教育家。徐时栋不为时人所熟知，学界对其研究还很薄弱，其名声、影响力也有限，但他的确是宁波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徐时栋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文品格和值得崇尚的文学、艺术、学术成就呢？当他诞辰２００周年之际，不妨梳理一番。

　　修志 功垂乡土

　　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方志之乡”，这不仅因为天一阁以收藏明代方志名闻天下，更在于宁波历代修志同样声名远扬：在唐宋时，就编纂了《明州图经》；在全国传世的３２种南宋时期的地方志中，宁波就有４种；在国内现存１１种元代志书中，宁波又占３种；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被合称为“宋元四明六志”，在中国方志界享有盛誉。而让“四明六志”能够完整、准确传承至今的功劳当属徐时栋先生。因为这六志在古时虽为藏家收藏，但均系传钞之本，“鲁鱼壶矢，讹谬相踵，从未有汇而刻之者”。

　　时年40岁的徐时栋为了四明大地“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志”的文献留存，依托家藏征集，“借阅诸钞本，校正脱误，付之手民”。然时局动荡，“庋板廿载，两遭劫火，幸免缺佚”，由其子隆寿勘刻成书，终使古志“神明焕发，还以旧观”。学界普遍认同，国内诸多城市历史研究多依赖现存最早的明代方志，而“宋元四明六志”为宁波流传下来最早的地方史料，使宁波城市发展史研究大大领先于其他历史名城，真可谓“一邦之书，甲于天下”。

　　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方志巨作，宁波还有一部，那就是民国《鄞县通志》。该志历时１８年完成，其中，历经８年抗战、３年内战，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时代里，编采人员维艰维辛、矢志不移，以他们的智慧、才学，更以他们的理念、意志完成了这一部凝聚着众多地方文化传承者心血的通志，为后代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鄞县通志》被盛赞为中国“古今方志之第一”，在我国方志修纂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同时，方志学界又认为：没有光绪《鄞县志》之基础，何来民国《鄞县通志》之飞跃？这就要提到徐时栋的又一贡献。  

　　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鄞县修县志，徐时栋被聘为主纂，主持其事，自发凡起例、总持大纲，至编辑讨论，均和同仁分任。他终日旁征博引，参校考据，利用自己藏书供修志所用，同时又到本地卢氏抱经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搜采繁富至千数百种”，以“仿国史馆列传之例，注所征引”修撰成文。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十一月，徐时栋积劳成疾，临终执好友董沛之手，以修志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此一幕，可谓甬上文化史上最值得感动与缅怀的。董沛不辜厚望，于光绪三年修成刊行，“咸称殚洽”，成为鄞县志书中资料较为详尽、考证较为严谨的一部，也是鄞县清代最后一部县志。志书虽始修于同治，然成书于光绪初年，故称光绪《鄞县志》。

　　学界认为，光绪《鄞县志》的学术价值应予以认真研讨。“自明以降，郡县图志靡国不举，然类有芜秽凌乱之作，古法荡然，惟宋元两朝犹存唐以前谨严之意”。徐时栋的修志思想既传承唐宋古法，又秉承浙东史学，“简而有法，繁而不支”，实乃民国《鄞县通志》编纂大略之示范与体例创新之基础。两部志书珠联璧合，编修水平国内一流，堪称四明文献之骄傲。

　　藏书 百折不挠

　　徐时栋自小聪明颖慧，家有遗书千卷，读之不足，始自置书。２0岁那年他编制完成家谱。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３2岁的他乡试中举，但随后两次北上会试，均不得志，于是“以输饷授内阁中书”，做了两年官，觉得索然无味，便“视世俗科举之学夷然有所不屑”，回家发愤读书。

　　徐时栋身处之际，是一个不适合读书人生存的时代，鸦片战争、辛酉政变、太平起义、洋务运动等，社会的变革，环境的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割裂状态。然徐时栋仍酷爱藏书，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他的一生有三座藏书楼。

　　第一座藏书楼就是烟屿楼，也是他的居所，初名“恋湖书楼”，曾藏书１０万卷。但是在清咸丰年间，经历了两次惨重的损失。一是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十月，徐时栋全家避寇躲入建岙山中，将著作和部分藏书藏在寺庙旁边的金岩山洞中，没想到“一僧宿洞中，不戒于火”，居然把他的书当驱寒用的材料了。二是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太平军入城，盗贼泛滥，乘机偷盗甬城各藏书楼，烟屿楼的大部分藏书被窃掠，徐时栋心痛不已。

　　徐时栋的第二座书楼在城西门外花池巷，名曰“城西草堂”。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三月，徐时栋始居城西草堂，宅边有高柳，柳下有泉，适合其号“柳泉”，徐时栋视谓因缘。烟屿楼被掠之后，徐时栋一面在城西草堂整理剩下的残帙，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失散的书籍，并将鄞县汤耕吾和慈溪郑简香两个藏书家的大部分藏书收归到自己的藏书楼中。仅仅一年，藏书已蔚然可观，近六万卷。于是迁居后的城西草堂也就成了他的第二座藏书楼。可是，不幸的事又发生了。１８６３年，城西草堂意外遭大火，而此时徐时栋本人恰好在慈溪作客，大火之后仅剩下几间容身的住所，书楼及书尽毁。草堂的焚毁，不仅使徐时栋苦心收藏的古籍毁于一旦，而且他新写的“说经之作”，亦“荡无所存”，而其他“副稿本又尽失”。三年之内，两座藏书楼遭毁，徐时栋倍觉凄凉，感悟人生无常，他在给好友陈励的诗中写道：“万事有定数，人谋非能藏。”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六月，徐时栋在城西草堂旧址重建新宅，继续他的藏书收集工作。“烟屿楼”、“城西草堂”名字中有“烟”、“草”等藏书楼忌讳物象，而带“水”字则能避邪防火，于是他将新书楼命名为“水北阁”。书楼坐南朝北，迎望北极水星。经几年苦心收聚，买书、刻书、抄书，到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徐时栋已收集了四万四千余卷书籍，基本上接近城西草堂的规模。加之，徐时栋主持编纂《鄞县志》，一时间水北阁也成了名人学士出入访游的重地，成为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心。遗憾的是，水北阁的藏书虽然避免了被火烧、虫蛀的灾厄，却躲不过人祸，１９１１年，全部藏书尽售于上海书贾，仅少量流入宁波藏家之手。

　　如今，徐时栋故居（烟屿楼）幸存于共青路桂井巷口，水北阁迁移保护至天一阁南园展示，虽说书去楼空，这些建筑的留存仍是对徐时栋先生的一种告慰。徐时栋为保存乡邦典籍所做的努力，值得称道。当他面对一次又一次藏书的散失甚至毁灭，依然能够矢志不渝、孜孜以求！正因为有了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名城宁波才有了“书藏古今”的坚实底蕴！

　　治学 传承创新

　　宁波历史上曾迎来三次文化高峰，一是南宋，二是明中期至清初，三是清末至民国初期。徐时栋所处之时代，宁波文化正处于高峰之间的峡谷，徐时栋起到了穿越文化峡谷、传承四明学统的重要作用。学界指出，宁波“自全祖望、邵晋涵后，地域学术文化衰而不振，黄氏父子和徐时栋出，才稍振坠绪。”此一句可见徐时栋的治学贡献。

　　作为勤奋无比的一介书生，徐时栋“尽发而读之，自夜彻晓，丹黄不去手”。在《五十七岁小像自记》中，徐时栋曾这样形容自己：“四十年来苟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而释卷也。”他牢记其父徐太茂所言“藏书何补哉，能读书，书不在多；不能读书，多书何益？”他勤勉于己，“不以藏书为务，而以读书为急，此余心也。不然，邺架曹仓，仍饲蠹鱼，亦何裨乎！”表明其为读书而藏书的宗旨。

　　徐时栋曾就读于鄞县大墩故里之崇本书院，先师王斋曾告诫他：“天地生我自有位置，何得以虚度时日者，辜负生成。乃知先辈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于是，徐时栋善考据，精史论，“通六艺”，“其为文，不能限时日，一字未安，不轻示人”。“秦汉以至近代流传之本鲜不寓目”，“手覃思精，诣直造古人，其论经取先秦之说，以经解经，旁及诸子，引为疏证，无汉宋门户之习”。“考辨凿凿，可息聚讼。其论史独推司马迁。班范以下则条举而纠之，多前人所未发。”

　　徐时栋一生著述30余种，主要成就为经学，浩浩万千言，以考证为主。从内容和学风上看，不属于清浙东学派，当属于乾嘉学派。主要著作有《尚书逸汤誓考》、《三太誓考》、《诗音通》、《山中学诗记》、《春秋规万》、《召浩解》、《毛氏舜典补亡驳义》、《四书毛说驳正》、《烟屿楼经说》等，都有独到创见。此外，尚有《新校广平学案》、《徐堰王志》等史著。尤其是他的说经之作《尚书逸汤誓考》六卷更是为学界所推崇，以至于后学者提徐时栋时，必提他的这部绝笔之作。董沛评价徐时栋：“覃思精诣，治经有心得，不傍汉，不拘宋。常主先秦之书以平众难，故不蹈近人墨守之弊。”但又说他：“援据古训，本汉经师之家法。”

　　甬上书生，循守文道。“读经、诵诀、集句、补白”，此乃四明学人的谨严之学风，柳泉先生善此矣。文章之规矩在于治学之规律，创新何其难矣。例如：《烟屿楼读书志》卷一对《古文尚书》、《孔子家语》的伪作问题均有一一说明，复述前人考辨的内容占绝大多数，不详述。徐时栋在学术研究上起垂范作用的是多做基础性汇编校正工作，多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谨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与感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待新事物、新观点，即所谓的“补白与补遗”。关于这一点，近现代大家郑逸梅先生对四明读书人这一文品推崇有加。

　　诗文 鸣鹤东南

　　道光以降，甬上诗文首推姚燮，他博学多才，诗词骈文书画俱佳。而徐时栋则是当时浙东诗坛的第二号人物，著有《烟屿楼文集》四十卷、《烟屿楼诗集》十八卷、《北宋谱疏证》、《言行记》、《思旧记》等。姚燮与徐时栋两人之友情如同伯牙与子期“知音相伴”。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谓徐时栋“诗笔遒健不懈而及于古，新乐府尤擅长。”《四明清诗略》评其诗云：“以乐府、七古为最浑浩流转，中仍复段落分明，不失古法。次则五律，次则五古，并称传作。余体亦清劲。在吾郡诸名家中，洵足自树一帜。”

　　徐时栋诗文受姚燮的影响非常明显，两人均主张以阅历提升其诗境，以学问厚养其诗意。工诗文，为文宗司马迁，参以刘向，复宗唐之韩愈，又参以柳宗元。亦工词，近苏轼、辛弃疾。故其文“宏深雅健”，诗浩浩直达，无门户之习。“能在闲句上淡句上见力量，能于无字外无象外摹神味”。古文方面根柢六经，乐府方面师法汉魏。童隽廷评其诗曰：“细读全集，有美毕臻，无懈可击，如乐府之爽利，七古之峭折，五古之真朴，五律之超豁，并是传作。而其妙处又总在一达字。”

　　徐时栋既为学人，一生嗜书成癖，其诗作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古今自不待言。为脱学人诗诘聱之弊，徐时栋一生作诗常奉辞达之训为圭臬，几近苦吟，“发为文章，滔滔数千言，事理洞达，见者疑为不假思索，而君实研精覃思，一字一句无不斟酌出之。”在社会弊端丛生的道咸之际，徐时栋所关注者不惟在书本，更在世间。诗歌记载社会现实，总结历史得失经验，以期直契历史规律的精义而有鉴古识远之功能。徐时栋的代表性诗作有《溪头老妇行》、《乞儿曲》、《鬼头谣》等，以铺陈时事、叙写悲怀的方式，将自己敏感深刻的诗性直觉投入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中。他写夜伏城下、偷杀敌头的“群偷”和昼入城中、骚扰英军的群乞，将从事贱业的下层人民作为反殖民主义英雄来表彰赞颂，可算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在审美观念上的一大飞跃。其诗文《八月湖水平》将鄞县令面对家陷民亡的矛盾痛苦心理刻画得极为细致，如同白话，娓娓道来。在一种深沉的历史感的导向下，其感时体物的情思与深厚的现实体悟相结合。陈劢评徐时栋诗曰：“脱稿读之，一种雄直之气好好落落不可掩抑。”

　　徐时栋还有许多描写家乡山水胜迹及昭答唱和、送怀友人的篇章，湖光山色、小桥流水、斜雨竹林、寒烟凝翠，读来韵味无穷，令人神往。

　　徐时栋诗文并茂，主四明坛坫三十余年，后起之秀，多出其门。四方知名之士以事来鄞，以所学相质问，都各得其意而去。

　　红学 发端索隐派

　　徐时栋的另一成就在于红学。清道光、咸丰年间，红学发端，直至民国发展为点评派、索隐派、考证派三大流派。学界公认，甬上两人———姚燮为红学点评派代表人物，徐时栋为红学索隐派发端之人。

　　徐时栋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康熙故相明珠家事。金衩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衩即影高澹人，妙玉即影姜西溟先生。”徐说虽然未尽展开，尚不足以形成一部专述，但他却把明珠家事说推而广之，成为《红楼梦》系演一代政事说的滥觞。２０世纪初，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政治需要，出现了若干种有影响的索隐专著。如沈瓶庵、王梦阮合著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以及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等。这诸多的索隐之作，虽根据一些历史资料、野史杂记，力求“索隐”出《红楼梦》所写的“真内容”、“真故事”，探究《红楼梦》素材的来源，然几乎都可以说是徐柳泉先生路数的继续。

　　那么为什么徐时栋会发端“红楼康熙政治状态之说”呢？学界以为，甬上乃反清复明之重镇，自黄、万、全浙东史学观之后，徐时栋依然传承此民族忠义之节操。关于这一点，阅读徐时栋的《太阳生日赋》便知。在宁波，有祭三月十九日为太阳生日的习俗，并祀有太阳殿，其实质为祭祀崇祯自缢、大明国亡。从这一点上说，徐时栋内心依然秉承了浙东史学派，传承了全祖望的衣钵。徐时栋云：“场上窃玉偷香，则观者淫心生；场上巧偷豪夺，则观者贪心生；场上任气力争，则观者斗心生；场上使智用巧，则观者诈心生———反而是演忠孝节义之事，则观者之良心不觉而自动矣”。此外，徐时栋也谈到了名著《三国演义》：“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罗贯中以其深厚的历史修养和文学修养，使三国志通俗演义实现了史事与文法近乎完美的统一。这一点，也正是徐时栋无论治学还是诗文所不懈追求的。

　　谁是宁波书生？有人会说，一是范钦，书藏得最好，留存下天一阁。二是全祖望，书读得最多，集浙东史学之大成。其实甬上从来不乏书生，徐时栋当为其中之一。他既传承了范氏藏书的矢志不渝，又传承了全氏读书的勤奋执着，与书之间犹如是一场旷世的爱情故事，读得执迷不悔。笔者不禁感叹，书香对于这弯月湖乃至这座城市来说是何等重要，如同空气，关乎着人们的一呼一吸。

　　(本版部分图片由天一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