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不知何处去 鸠占鹊巢实无奈（图1）

　　河南中泛置业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已经人去楼空，来自河南信阳的讨薪农民工黄宪委为讨要已被拖欠３年、涉及５０多名农民工的６７万元工钱，一家人只能暂时住在这里，等待老板回来给钱。（新华社发）

　　核心提示

　　年关将至，多地再现农民工“讨薪潮”：山西太原“民工讨薪命丧派出所”事件未消，山东济南、湖南武冈等地农民工讨薪事件再起。

　　一边是国家和地方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一边为何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

　　新华社记者近日分赴辽宁、山西、河南等地采访时了解到，由于经济增速下行、房地产市场遇冷，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正成为当前讨薪矛盾多发地区。

　　层层转包层层欠

　　讨薪路上长叹息

　　记者采访发现，与往年相似，今年农民工欠薪仍集中在房地产等工程建设领域；所不同的是，中西部和中小城市成为当前讨薪的“重灾区”。

　　究其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农民工的重要输入地。与工程审批、工资保障等制度比较完备的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尚未构建起规范、完善的监管制度，所以农民工欠薪问题骤然增多。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个人承包却大行其道。河南省一位建筑劳务公司负责人介绍，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２％－５％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

　　山西省长治市总工会副主席李燕说，建筑施工领域工程转包、分包现象普遍，致使债权关系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层层转包加层层拖欠中，农民工处于“生物链”的最底端。近几年，一些中西部地区和不少中小城市，热衷于靠房地产拉动地方经济。随着楼市热潮退去，许多开发商和承建商的资金泡沫像海市蜃楼一样突然消退，被欠薪的农民工则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连环欠债似“蛛网”

　　可怜讨薪陷“死结”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欠薪问题往往盘根错节，纠缠在建筑合同的甲方乙方的是是非非里，像理不清的“蜘蛛网”，又像嚼不动的“橡胶糖”。更让农民工无奈的是，欠薪的“幕后债务人”有时甚至还是基层政府。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连环债”链条：农民工工资被包工头或建筑承包商拖欠———建筑承包商又被上游的建设项目企业拖欠———许多市政建设项目企业又被当地基层政府拖欠。由于面广量大，讨薪往往陷入“死结”。

　　例如，受制于煤炭形势下滑，山西一些地方财政吃紧，不少公共工程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成为事实上的欠薪债务人。而辽宁省有关部门的一份材料显示，辽宁省内有的基层政府拖欠市政工程款现象严重，金额增多、期限延长。仅三家处于不同地市的民营市政公司，目前被各地政府部门拖欠市政建设工程款数额巨大，其中一家民营公司因为欠薪上千万元，董事长已经数次被农民工堵在办公楼里。

　　２０１１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入刑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人社部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全国各地移送司法的８９０件恶意欠薪案件中，截至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各地法院审结仅５３件。２０１４年前三季度，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向公安机关移送了１７１８件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立案９４５件，占总移送案件的５５％，一审法院审结５５３件，占总移送案件的３２％。

　　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说，一些地方私下要求，一般不起诉或行政处罚开发商。某些官员和开发商的“暧昧关系”，使得劳动监察与司法衔接过程中存在“玻璃门”。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认为，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导致部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理，无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影响了依据刑法打击欠薪犯罪的效果。

　　欠薪当作皮球踢

　　推诿扯皮何时休

　　相比起法制监管“不到位”，农民工对讨薪过程中各部门互相推诿的冷漠更为痛心。记者采访发现，在多数县市，工资清欠分散在劳动监察、信访、工会、公安、建委等多个部门，推诿扯皮时有发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初，４２名在辽宁本溪打工的湖北籍农民工反映被拖欠１１８万元工资两年之久。记者跟随他们讨薪，亲历了从区信访局被支到区劳动监察大队、市劳动监察支队，最终又返回到区信访局的“踢皮球”过程。如果不是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曝光，这些农民工很难拿回自己的工钱。

　　但更多的讨薪农民工仍在被“推来推去”。记者了解，山西太原城外的“书林苑”小区里，来自四川广元的农民工邵佳喜和６６名工友，住在四面漏风的空楼里，每天只吃两顿饭，等着讨要被拖欠的１７０多万元工钱；来自河南信阳、６４岁的农民工黄宪委，为讨要已被拖欠３年、涉及５０多名农民工的６７万元工钱，住进位于郑州的中泛置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办公室里一个多月；来自辽宁朝阳的王春义，在阜新经济开发区带着５０多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两年的２１万元工资……　

　　据悉，多地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已有许多防止欠薪的规章办法，但因种种原因执行不到位，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工资保证金制度，各地要求工程单位按照项目总造价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一旦企业欠薪，政府可动用保证金先行向工人支付。但在一些地方，企业找找关系，领导打打招呼，这笔钱就可以不交或少交；有的地方虽然收了钱，但由于劳动、建设等部门各管一段，“收易支难”，造成巨额资金躺在账户上“睡大觉”。

　　此外，一些应急救助制度也难以“落地”。山西省总工会用降低“三公经费”结余和各地财政配套款，筹集到９０００多万元的“讨薪应急救助周转金”，当发生欠薪时可以由这笔钱代发工资，后期工会再向债务人追索。不过，由于周转金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满足诸多前提条件，给动用带来了难度。如何让周转金真正发挥作用，各地还需创新一些“接地气”的可操作细则。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刘亚臣认为，现行的建筑业合同将工人工资混杂在工程款中，容易造成建筑商对工资款的侵占和挪用。他建议，将工资款单列，不允许改作他用，开发单位和建筑商应当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设立专门账户。以这种方式保证农民工工资月清月结，防止事后追讨难。

　　刘亚臣认为，农民工欠薪问题能否解决得好，关键还在于各地政府部门积极作为，真正关心和切实解决百姓冷暖问题。（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８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