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在陈毅广场悼念拥挤踩踏事件遇难者。（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１月２１日电（记者朱翃 叶健 周琳）２１日，上海公布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责任人员处理情况，经上海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给予下列人员如下党纪、政纪处分：

　　周伟，市委委员，黄浦区区委书记。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不力，对辖区内相关部门履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职责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在抓干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教育管理上失责。未严格落实中办、国办关于“严格执行２４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的要求。未能及时了解事发情况并及时赶到事发现场。对事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事发当夜在参加新年倒计时活动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吃喝，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彭崧，黄浦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对辖区内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领导不力。未对区相关部门落实区政府常务会议具体要求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对辖区内重点区域风险评估不足和黄浦公安分局应对处置措施不到位的问题失察。未严格落实中办、国办关于“严格执行２４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的要求。未能及时了解事发情况并及时赶到事发现场。对事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事发当夜在参加新年倒计时活动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吃喝，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周正，黄浦区副区长，黄浦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未落实区政府常务会议提出的具体要求，未认真研究制定专门的应对方案；对１２月３１日当晚监测到的人员流量变化情况风险评估不足，未及时提出预警；应对处置措施不力；未及时向本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突发事件信息；对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执行不力。对事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吴成，黄浦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分管旅游工作。作为主办历年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和２０１５年外滩源新年倒计时活动的区政府分管领导，对新年倒计时活动场所变更风险评估不足、变更信息向社会公众告知不充分的问题失察。未严格落实中办、国办关于“严格执行２４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的要求。未能及时了解事发情况并及时赶到事发现场。对事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事发当夜在参加新年倒计时活动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吃喝，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陈琪，黄浦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作为１２月３１日外滩风景区域安全保卫现场指挥点负责人，对外滩风景区域可能出现的大客流缺乏有效预判；对安全保卫责任区内的风险评估不足；面对突发状态，配置警力不合理，应急处置措施不力。对事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陈荣霖，黄浦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兼指挥处处长。对１２月３１日安全保卫区域内的人员流量预估、极端状态、风险因素等方面未作充分评估；对不断上升的人员流量未及时提出预警，应对处置措施不力，未及时向本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突发事件信息；对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落实不力。对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徐文虎，黄浦区市政管理党工委副书记、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区城管行政执法局局长。未落实区政府常务会议的具体要求，未认真研究制定专门的应对方案。对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孙忠明，黄浦区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作为具体落实历年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和２０１５年外滩源新年倒计时活动的具体负责人，对新年倒计时活动场所变更风险评估不足，变更信息向社会公众告知不充分的问题失管。对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周顺国，黄浦区市政管理工作委员会调研员，外滩风景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未按照职责做好外滩风景区的协调、管理和安全工作。对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陈昌俊，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副主任，分管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对黄浦公安分局１２月３１日外滩安全保卫工作方案指导不到位；对黄浦公安分局在外滩安全保卫工作中应对处置措施不力的情况监督不到位。对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余志豪，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负责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工作。对１２月３１日外滩安全保卫现场风险评估不足；对黄浦公安分局在外滩安全保卫工作中应对处置措施不力的情况监督指导不到位。对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同时，责成黄浦区政府向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外滩踩踏重大伤亡

　　深刻教训有哪些？

　　“领导干部思想麻痹是城市公共安全的最大隐患，安全责任落实不力是城市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

　　“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

　　２１日，上海市发布“１２·３１”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调查报告。还原此次事件发生的经过表明，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令人痛心的是，“海恩法则”又一次残酷魔现，３６个鲜活的生命消亡于松散的安全链条上。

　　本需强调的“一字之差”：灯光秀易址信息不畅

　　自２０１２年元旦跨年启动以来，外滩灯光秀一直是上海跨年的一个招牌活动，外滩风景区也是国内外游客来上海的“首选之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鉴于在安全等方面存在一定不可控因素，黄浦区政府向上海市政府请示，新年倒计时活动暂停在外滩风景区举行；１２月９日决定在外滩源举行，活动现场观众控制在３０００人左右。

　　调查报告指出，直至１２月３０日，黄浦区旅游局才对外正式发布了新年倒计时活动调整信息，对“外滩”与“外滩源”的区别没有特别提醒和广泛宣传，信息公告不及时、不到位、不充分。

　　“地址变更的宣传报道、与公众的沟通很不够，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外滩和外滩源的区别也不甚了解，导致现场人流量并没有因活动的取消而减少。”调查组邀请的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原参事、原国家安监局副局长闪淳昌说，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上都存在问题。

　　调查报告认为，“作为历年新年倒计时活动以及２０１５年新年倒计时活动的承办方，黄浦区旅游局对活动场所变更风险未充分评估，变更信息向社会公众告知不充分，负有管理责任”。

　　本该进行的“事前预防”：没有专门风险评估

　　正是由于外滩灯光秀的取消，当晚相关活动安保的级别也因此下降至区级管理：没有采取封站和封路等较高级别流量控制手段，没有安排与２０１４年跨年夜相当的警力，没有启动大规模的志愿者服务。

　　黄浦公安分局仅会同黄浦区市政委等有关部门，对外滩风景区及南京路沿线布置了３５０名民警、１０８名城市管理和辅助人员、１００名武警，安保人员配置严重不足。

　　虽然后期也增调警力，但截至当日２３时３０分，黄浦公安分局在外滩风景区、南京路沿线布置民警只有５１０名，其中陈毅广场８０名（阶梯处１３名），南京路沿线１５０名。

　　“外滩历来都是进行灯光秀和跨年的主要场所之一，即使没有组织的活动，那里的风险也应该进行评估。”闪淳昌说，然而上海黄浦公安机关未对外滩风景区安全风险进行专门评估。而且与往年相比，警力配备悬殊，这正是思想麻痹的体现。

　　本应上报的“电话记录”：人流量大未及时研判

　　数据显示，截至事发当日２０时至２１时，外滩风景区的人员流量约１２万人，２１时至２２时约１６万人，２２时至２３时约２４万人，２３时至事件发生时约３１万人，一直处于进多出少、持续上升的趋势。

　　然而，对于人流量的上升，上海公安黄浦分局却未及时研判、预警、未发布提示信息。当日２１时３９分，黄浦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指挥员致电外滩分指挥部，得知当时外滩风景区和南京路步行街人员流量为“六七成”（民警凭经验对人员密集程度的判断），但电台和电话记录未显示上报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直至２２时４５分，黄浦公安分局上报，说外滩风景区观景平台人员流量为“五六成”。

　　调查报告认为，上海公安黄浦分局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对各时段人员流量快速递增的变动情况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未报请黄浦区政府发布预警；对上海市公安局多次提醒的形势研判要求未作响应；在现场现有警备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只对警力部署作了调整，没有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一直未向黄浦区政府和市公安局报告，未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增援需求。

　　外滩踩踏为何是“事件”不是“事故”？

　　“外滩踩踏不是生产经营活动，也不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群众性活动，因此不能定义为‘事故’。”闪淳昌告诉记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事故通常是责任事故，是有关人员因为违反有关规章、法规或规程而引发。

　　上海市法制办副主任刘平说，事故和事件的认定，与处理不处理人没有关系，还是要看本身的性质，例如政府有没有作为，是直接的责任、过错还是间接的履行职责不够。

　　记者获悉，事件发生后，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上海市相关法规，上海先后组织１００多人开展调查，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任调查组组长，副市长周波任副组长，同时邀请了国家和上海市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为事件调查进行分析论证。

　　“为了弄清事实，调查组专门查看了外滩区域３６个监控探头拍摄的累计７０个小时的视频录像。”调查组成员熊新光介绍，参与调查人员前后超过１００人，组内有３８人脱产参与调查，查阅了１９５份政策、法规、会议纪要等相关资料，对５１名有关部门领导进行谈话；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问询了９６名当时在现场的人员，包括家属、游客、现场执行民警、工作人员等，确保在事实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

　　调查报告明确，要健全“谁主管、谁监测、谁预警、谁发布”的预警管理机制，利用大数据加快构建上海统一的公共安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进一步加强预警信息的沟通。

　　上海市反恐研究中心副主任顾定国表示，回顾此前的安全教育，大多是灾难推动型，即某处先发生灾难、造成伤亡后，才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缺乏前瞻性，不少公众存在“和平麻痹”状态。

　　调查报告指出，加强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教育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常抓不懈，要充分发挥“５·１２”防灾减灾日等公共安全宣传活动作用，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安全知识普及。

　　（据新华社上海１月２１日电） 

　　核心提示

　　在２０１４年与２０１５年交接的“跨年”之际，上海外滩发生导致３６人遇难、４９人受伤的踩踏事件。在关于这起事件的后续报道中，“官员当晚在附近吃豪华餐”的细节引发关注。

　　上海外滩踩踏当晚

　　官员“吃喝门”真相追踪

　　中共上海市纪委在１月２１日的事件调查通报中，对该细节的报道进行了回应：几乎在踩踏事件发生同时，上海黄浦区区委书记、区长等１０名干部公款吃喝，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官员“吃喝门”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此事涉及的豪华高档餐厅是怎样的一处地方？“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踪。

　　官方回应“吃喝门”三大焦点

　　据媒体报道，外滩源演出当晚，黄浦区部分领导就在附近的高端餐厅———空蝉日本菜餐厅用餐。该餐厅只有四个包间，餐标只有三档：每人１８８８元、２８８８元、３８８８元，不点菜。对于公众关心的几个焦点，官方调查结果如何呢？

　　———焦点１：是否有官员在当晚吃喝？通报：确认有官员在一起吃夜宵。

　　上海市纪委在通报中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３时，黄浦区政府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在外滩源文化广场举行新年倒计时活动，区领导参加。结束后，黄浦区委书记周伟等人来到益丰外滩源商场察看跨年活动，到了商场三楼，进入已结束营业的空蝉餐厅（由外滩源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吃夜宵。

　　———焦点２：是否在高档的空蝉餐厅用餐？通报：在空蝉用餐，但吃的是对面餐厅提供的饮食。

　　通报称，周旭民让位于空蝉餐厅对面的壹藏餐厅（同由外滩源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提供了寿司、面条、汤圆以及饮料、清酒。

　　———焦点３：用餐谁买单？通报：官员没付钱。

　　通报称，夜宵共消费２７００余元，未付费。此外，通报详细列举了用餐人员名单：黄浦区委书记周伟，黄浦区委副书记、区长彭崧，原任黄浦区委副书记、现任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孙甘霖，黄浦区委常委、副区长曹金喜，黄浦区委常委、副区长吴成等人。

　　“吃喝门”还有多少其他问题待反思

　　“在三令五申、反复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下，顶风违纪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值得党员干部警醒。”上海市纪检部门一位负责人说。２０１４年发布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文要求，工作餐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

　　事实上，“吃喝门”事件中还暴露出干部作风的其他问题：

　　———为何敏感时间不在岗位而在附近吃夜宵？

　　从直线距离来看，干部吃喝地点距离踩踏事件发生的外滩陈毅广场不足一公里，记者亲身测试，步行不到１０分钟。事发当晚，所有黄浦区主要领导均不在岗，未严格按照中办、国办的要求“严格执行２４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部分官员在敏感时间肆意妄为，对中央八项规定置若罔闻，属于顶风作案，应当受到党纪严肃处理。”中央党校教授辛评说。同时，１月２１日公布的外滩踩踏拥挤事件调查报告也认定，“黄浦区政府对事件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

　　———是否属于超标用餐？

　　根据《上海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接待用餐按该市会议用餐标准执行。按目前的上海市级机关的会议费标准，伙食费最高标准为１５０元／人。当晚，黄浦区干部人均消费２７０元左右。但并未付钱。

　　（据新华社上海１月２１日电） 

　　清理“吃喝门”暴露的“四风”死角

　　２１日，上海市纪委通报了对“黄浦区部分干部在外滩源附近一高档餐厅用餐”一事的调查处理结果，认定黄浦区委书记周伟等人公款吃喝，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决定对相关人员予以党纪政纪处分。

　　“吃喝门”事件之所以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除了因其发生在中央和上海市委三令五申，明确提出“反四风”要求的大背景下，更在于公款吃喝就发生在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当晚。

　　记者调查了解到，“吃喝门”事件背后还存在“国营餐厅为干部吃喝开‘免费’之门”“消费远超干部用餐标准”“历史建筑变身高端餐饮”等诸多顶风违纪行为，暴露出的隐身“四风”问题值得深思。

　　良好的作风是党凝聚力、战斗力的保证。两年多来，八项规定的落实、反“四风”工作的持续推进，带来党风政风深刻变化。但也应看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重拳猛药虽使群众眼皮下的“四风”问题明显好转，但隐蔽性、私密性更强的公款吃喝、奢侈消费等违纪违规行为也在青纱帐中上演。对于作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相关部门仍需拓展监督渠道，创新监督方式，坚决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彻底大扫除。

　　（新华社上海１月２１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