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浙江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宁波市人民调解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实施以来，全国第二部、全省首部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将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实施（４月１５日《宁波日报》）。

　　“不争、无诉”一直是我国古代倡导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为此，地方官员往往通过文告、榜文等来教诲、劝谕人们无诉、息诉，官府对于“健诉”者往往态度严厉。清人樊增祥在“批客民黄鑫武控词”中有这样的判词：“以尔之顽钝无耻，缠讼不休，实属罕见。候饬两县将尔递解回籍，以免陕民久受讼害。”译成现代话意思就是：“滚回你老家去，别老在我的地盘上生事。”

　　但现实告诉我们，每个人总希望占有较大的社会资源，纠纷很难避免。社会矛盾与经济发展是成正比的，有专家认为，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０００美元至３０００美元时，社会就进入了“矛盾高发期”。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时期，多重矛盾叠加引发了大量社会纠纷。但我们当然不能再像古代官府那样靠“堵”，而只能靠“疏”，定纷止争也就成了社会、政府的一项责任。

　　现实中，在纠纷解决中似乎有一种倾向，即把“到法院告你”作为解决纠纷和实现权利的惟一“正道”。而事实上，法院只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过量的诉讼把“最后一道防线”推向了“最前线”。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法院诉讼，对司法资源造成的浪费非常大，也使得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越来越突出。

　　“对簿公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不仅表现在诉讼资源本身的有限性，还有诉讼所能达到效果的有限性。因为国人的“厌诉”心理，有些人觉得“诉诸公堂”作了被告，面子上过不去，不但不利于及时化解纠纷，反而会使纠纷升级。特别是对于家庭矛盾、邻里纷争等，“老娘舅”所能起的作用甚至大于法院。

　　正如梁漱溟所述：“社会秩序所为维持，在彼殆必恃乎法律，在我则倚重于礼俗。”西方可以完全依靠法律来构建的社会秩序，在我国有时仅靠法律还不行，也得靠礼俗。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法院也不是对所有纠纷“大小通吃”，他们也有一套彼此相互独立、层次分明且相互配合的纠纷解决机制，法院只是最后的“守门人”。

　　实行人民调解制度，就是要在“最后一道防线”之前建立一个“过滤网”，利用人民调解的自律性、专业性、灵活性，将大量的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地化解。人民调解非但可以“以理服人”、也可以“以情动人”，更具“亲和力”。而且，人民调解是不收费的，不花钱解决了纠纷，何乐而不为呢？

　　也许，有人担心人民调解不够“硬实”，接受调解后当事人“反水”怎么办？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有明确规定，对于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也可以在调解之后到法院再进行一个“司法确认”程序，这样调解协议就有了强制执行力，说白了就是与法院的判决有同等效力。

　　我市的人民调解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特别是医疗纠纷等人民调解，独创了“宁波经验”。《宁波市人民调解条例》的出台，将更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起官方“老娘舅”团队，不但让人民调解“有法可依”，也为舒缓社会矛盾找到了一条“分流”渠道，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