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近日，有债主到市区某小学门口发传单，并威胁可能对学生造成误伤，这让家长们十分揪心。事件缘于小学两位老师的母亲及丈母娘以高息借了一大笔钱，现在钱还不出来了（4月10日《钱江晚报》）。

　　在中国，单位是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词汇。单位有独特的功能，它俨然成了连接政府与社会的中间组织，在“单位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它承载了不应承载的内容，夫妻之间产生矛盾要到“单位”闹，民房拆迁到“单位”施压，甚至如报道中借钱不还，也会闹到“单位”。

　　“单位”这种职能错位，源于“单位”曾经作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和占有者，在公众眼中俨然成了“政府的代表”，是所属人员的直接管理者和依赖对象，这让“有事找单位”成了一种常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单位”的社会管理功能正在逐步弱化，个体正从“单位人”回归“社会人”的角色。

　　如果报道中的借款只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债权人可以到法院起诉，如果涉及非法吸存，也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可能比公安、法院这些国家机关更管用。当事人为何还是绕道而行，选择到“单位”闹？就是因为这些年“闹”比“法”管用，“单位”之中形成了一种“熟人社会”,在当事人的“熟人圈”里制造点事端，给当事人一些压力，也给政府一些压力，好让自己的事情尽快得以解决。

　　我们不否认当事人追回欠款是一种正当和合法的权益，但到单位追讨，首先是找错了“对象”，因为你闹的人不是吸存者，“单位”也不是吸存者的“单位”；其次，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轻则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重则构成犯罪，是要依法追责的；再者国家三令五申“高息不受法律保护”，为何还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神话。

　　私事不能闹“单位”，别由“受害者”变成“违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