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昨天，由鄞州区委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鄞州区委宣传部、区委党校和宁波日报社、中国宁波网承办的“义乡鄞州”建设研讨会在鄞州区委党校举行。

　　“义文化”在鄞州源远流长，从南宋史浩在家乡建立义庄义田，到民国时期沈敦和创办中国红十字会，乐振宝、严康懋等众多“宁波帮”人士在家乡创办学校、医院，名人义士层出不穷；也有不少“义址”，如以它山堰、鄞江桥为代表的由“义捐”建成的设施。千百年来，“义”被鄞州人凝聚为普遍的公德意识，在民间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

　　鄞州区立足历史传承，挖掘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道德文化载体。以“义文化”为切入点，今年起持续三年打造“义乡鄞州”这一具有地域特质和鲜明时代特征的公益文化品牌，持之以恒地推进构筑道德高地，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区域竞争力。

　　昨天，应主办方邀请，来自省、市和鄞州区的十余名专家学者和嘉宾就“义文化”的内涵、“义乡鄞州”的传承与特点、“义文化”建设的时代价值、“义乡鄞州”建设的路径方法等问题，畅所欲言，发表真知灼见。

　　1 “义文化”思想内涵是“义乡鄞州”的核心

　　鄞州区委副书记 毛春阳

　　“义乡鄞州”的核心是什么，该如何把握？

　　“义乡鄞州”的根本在传统。今天我们讲“义乡鄞州”，不是对于一个公益文化品牌的凭空想象，是基于对鄞州历史人文精神特质的提炼升华，是出于对区域公民道德共识的传承发扬，是一个先有论据才有论点的科学辩证过程。

　　“义乡鄞州”的核心在思想。“义文化”蕴含的思想内涵就是“义乡鄞州”最为重要的核心。一方面，要准确把握“义”的范围。“义”从个体层面而言，主要指公正合宜的行为取向，可衍生出信义、忠义、孝义等内容；从社会层面而言，特指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正义心和公益心，可衍生出道义、善义、节义等内容。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一致性。

　　“义乡鄞州”的关键在发展。“义文化”在鄞州的兴盛，靠的是鄞州人民在生活实践中的代代传承、创新发展，靠的是把传统融入现实，用现实的行为、载体吸收传统精华并不断加以发展。今天，“义乡鄞州”建设依然要抓住发展这个关键，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一方面，要推动“义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丰富发展。另一方面，要以“义文化”凝聚共识、推动鄞州经济社会发展。

　　“义乡鄞州”不仅仅是一个公益文化品牌的建设，更是我们对鄞州历史文化的续写，是对当代鄞州人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2 鄞为“义乡”千古传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张如安

　　任何个人的生存，都需要处理义与利的关系，而将合理的义利关系上升为地域主体的共识，成为一个地域大多数人所共有之德性，成为大家长期共同信守的对象，从而形成这个地域不断延续的社会风气，并不容易做到。缘此之故，鄞为“义乡”就成为一个值得剖析的重要的地域标本。

　　鄞为“义乡”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由南宋初孙觌的“四明士俗喜事而乐施”，到南宋中期楼钥的“四明旧为义郡”，沈焕的“吾乡义风素著”，再到宋末元初王应麟的“是邦如昔义里”，戴表元的“我礼义之邦，有周于德而恤人之不获者”，这些文献证据链说明，鄞为“义乡”酝酿于北宋，形成于南宋。

　　通过对鄞地历史文献的细致梳理，我认为鄞为“义乡”的最大亮点，乃在于“仁义”和“节义”相辅而行。“仁义”和“节义”不仅通过言辞来表达，更通过行为来体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鄞地是浙东著名的仁（善）义之乡和节义之区。

　　鄞为“义乡”，是由无数善人和志士共同奠定的，概括起来，有四个特点：长期坚持、高潮迭起、特色鲜明、影响深远。

　　3 谈古说今论鄞“义”

　　宁波市委党校讲师、博士 郭美星

　　鄞地之“义”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

　　一、义利并重。儒学发展到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对浙东学派所提出的“义利并重”的事功之学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从而引发了激烈的“义利之辨”大讨论。浙东的“四明学派”并不讳言功利而讲求事功。鄞地之“义”首先表现出义利并重的特征。

　　二、信义与善义相辅相成。鄞人讲信义，尤其是宁波帮商人信奉“诚招天下客，义聚八方财”，在其经营理念中，还透露出明显的团结互助精神，表现为重视乡谊、同舟共济的特征，在全国各地设有同乡会。宋代以后，更是义风大兴，扶贫恤穷、养老慈幼、济婚治丧、施医舍药以及兴修水利、赈济饥荒、捐资助学等慈善公益活动广泛开展，义举层出不穷。

　　三、侠义与忠义融合。鄞县特殊的地理人文形成了相互救助的伦理观念和行侠仗义的风气，这种风气经读书人的推崇与提升，自觉地与儒家的忠义之气相结合。明清以来，讲忠义、尚节气的鄞人中又出现了一大批忠义之士，鄞地的抗清志士辈出。

　　4 “义文化”形成发展的人文地理

　　鄞州区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 杜建海

　　我在编纂《鄞州慈善志》中，提出了“慈善地理”和“慈善风俗”的概念，认为一地“义文化”由于人文地理因素的特殊性，有着自身的义风和地域性特质。古今鄞地“义文化”有三个特色：一是互济互助、义利相兼的“善义”，二是诚实诚恳、一诺千金的“信义”，三是报国爱乡、精诚奉献的“忠义”。

　　鄞人“向善、尚义”人文品格形成和发展的人文地理集中表现在：一是地理环境，东隅滨海，毗邻上海，自然资源稀缺，四季分明，气象灾害多，因此鄞地居民务实、敢为，习于互信互助，抱团自救。二是行政社会，府县同治，同城共生效应大；聚族而居，血缘、地缘、业缘型的善义和信义表现特别突出。三是产业经济，古今鄞地产业发展较好，城乡居民收入较高，“义文化”践行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四是文化教育，素有“文献之邦”之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融发展，“义文化”深入人心，同时形成了诚信为本、义利相兼、互济互助、睦族爱乡的商帮文化，因果报应、行善积德、志愿博爱的宗教文化。

　　5 “义乡鄞州”历史轨迹和实践特色

　　鄞州区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 戴松岳

　　以“义郡”“义乡”闻名的鄞州，历史上曾有四次高潮。

　　第一次是在南宋时期，是为仁义始立、慈善大兴时期。其表征为以官员为统领的大量慈善项目的涌现，以状元、丞相吴潜两知庆元府为契机，吴潜在鄞县及慈溪等地大举水利及抚恤活动，并予以制度保证。以鄞籍官员史浩、汪大猷、楼等人为核心，创办了许多家族义庄和乡曲义庄等，使鄞县慈善事业骤升为全国表率。

　　第二次是清初时期，是为节（忠）义高张、信义相托时期。其特点为以甬上知识分子为中坚，为忠义和节义投笔从戎，毁家纾难而奋不顾身，其他人则对抗清将士的遗属进行救助及相互间的帮助。

　　第三次为民国时期，是为善义普行、内外合力时期。此时表现为以旅外鄞商为主体的慈善行为，其范围从救助抚恤扩展到教育和文化事业，并有集合社会之义创办大工程如建造灵桥之壮举。

　　第四次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可谓众义并举、全民同向时期。其特色为政府倡导，境内外鄞籍人士共同参与，全社会响应的大慈善格局。

　　鄞州慈善的实践特色有四：制度化的建设、连续性的承继、亲历性、全局性视野。

　　6 鄞商慈善公益的特点与亮点

　　宁波大学研究员 孙善根

　　近代以来，大批鄞县商人领风气之先，艰苦创业，富而好义，成为慈善事业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五大特点明显：

　　一是对慈善事业有高度的认同，认为是“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事业，参与人数之多、比例之高在全国县域单位中极为罕见。如在20世纪30年代修建灵桥时，几乎当时所有重要的鄞县商人都参与了这一近代宁波公益事业的标志性工程。二是在慈善活动中重视团体的力量与作用，这表现在纷纷发起组织各种团体与组织。三是在慈善目标上往往先乡后国，把爱乡与爱国有机地结合起来，甚至惠及海外。四是把支持慈善事业与主持慈善事业结合起来，并非一捐了事，而往往参与其中，许多商人完成了从企业家到慈善家的转型。五是在所在地乃至区域和全国性慈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在全国性慈善组织与重大灾变救济活动中多活跃着鄞县籍商人的身影。

　　近代鄞县籍义商的慈善活动有力地弥补了社会保障力量的不足，彰显了道义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辉，成为推动地方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

　　7 鄞州的诚信传统值得弘扬

　　宁波市委党校教授 乐承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诚信深深地影响着鄞州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崇尚诚信是鄞州人的优良传统，学者、民众、官员注重道德修养，重诺守信。楼郁“信于友士”，楼常“方寸无欺”，王正功“忠信诚实”；袁燮“衷心笃实”，志操高厉，王应麟撰《三字经》把守信作为“五常”。诚信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鄞县人。

　　当代的鄞州人把诚信看作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涌现出“坚守承诺”方亚儿、“一诺千金”补胎哥等一大批诚信典型，形成“诚信受益，失信招损”的社会认知。

　　鄞州诚信传统内涵丰富，涉及待人、致富、活学、行政等多个方面。主要是以诚待人、经商诚信、治学诚信、取信于民。鄞州人的诚信观形成与教化密切相关，做法是：少年时代的诚信教化、“小学”的诚信教化、书院诚信教化、县学诚信教化。作为鄞州官学的教育机构县学，把诚信在内的道德教化作为必修课。

　　梳理、发扬鄞州诚信传统，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 创新传承“义乡鄞州”的文化底蕴

　　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陈耀芳

　　公益慈善应该是人人参与的事业,是公民的义务也是公民的责任。当前，公益慈善行为从道德高地走向公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民众生活消费的一种常态，在这一过程中，职业公益人要自觉履行起责任和义务。

　　我关注、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多年，在鄞州银行工作期间，我们从信贷投放上扶持中小企业、支持农业企业、控制环境污染行业，制订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共享机制，每年保持千万级的捐款，投向公益慈善领域。2011年，捐款1亿元成立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基金会与作为经济组织的鄞州银行实现良性互动。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有了更好的载体，基金会的专业运作也彰显了银行的美誉度。迄今，我们实施了数十个公益项目，组织数万人次的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

　　面对公益领域的新要求、新课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思维、进步的技术来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公益慈善领域注入更注重于义利兼顾，鱼渔皆宜，标准化、易复制，可持续的公益理论和实践，向社会传导公益慈善理念，推动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9 要发掘传承更要发挥创新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阎勤

　　鄞州提出和推进“义乡鄞州”建设，传承历史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新性，必将产生很强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义”具有很高的普世价值和社会认同，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内容便可以与“义”建立相应的关联。“义”的理论、“义”的精神、“义”的实践，在鄞州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义乡鄞州”建设，应着重做好“发掘传承”与“发挥创新”两个方面工作。发掘传承，关键在深掘、新掘，要深入挖掘鄞州“义”的历史遗存和当代新典，创新发掘鄞州“义”的内涵特质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联接，使“义乡鄞州”能融合和体现新时代的价值导向。

　　尤为重要的是以“发挥创新”推动“义乡鄞州”建设，当前要着力做好解“义”、践“义”、聚“义”、扬“义”等工作。解“义”，要把“义”的丰富传统梳理清楚，把“义”的时代内涵提炼出来；践“义”，确立各类典型，开展各种活动，全社会参与“义”实践；聚“义”，推进更广领域、更大范围的“义”资源和优势集合；扬“义”，让“义”文化深入社会，创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区，使“义乡鄞州”成为宁波文明城市的一张新名片。

　　10 义：中国核心伦理精神的生活化

　　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教授 陈寿灿

　　鄞地以慈善精神为表征之“义风”所蕴藉的恰是整体性的伦理精神。“义郡”之“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德治”“礼治”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这种“义”的精神外化为慈善等行动，实现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高度结合，体现着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实践智慧。

　　鄞地“义风”甚炽，在我的理解中，这里的“义”绝不是简单“义气”或“仗义”，而包涵极为深刻的“义理”。一方面，在社会交往中，“重义”、“仗义”客观地促进了慈善活动的发展，形成了慈善养义、义促慈善的良好实践机制。另一方面，这里的“义”实则是血缘、亲情、情理之中国核心伦理精神的生活化。鄞州慈善的这种发展逻辑与传统中国社会“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鄞地慈善活动中，所体现的就是家或宗族与社会的一体化与同构化。在这个意义上，鄞地“义风”兴盛还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的“义理”，即在古代中国，“义”不只是一种个人的“义气”或社会交往中的侠义疏财，它包涵了更为深刻的社会组织功能意义与社会治理意义。

　　11 “义乡”承载的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意义

　　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何显明

　　悠久的慈善传统孕育了鄞州作为“义乡”的深厚文化积淀。慈善作为一种“义”的观念和行为，其意义不局限于行善，而是体现了一种乐于奉献的生活方式，一种诚信的社会行为准则，一种中国式公共生活传统和由此形成的有助于增进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为地方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治理资源，成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地总结这种独特的治理模式的历史经验，挖掘民间社会所保留的以“义”“诚”“善”为价值核心的治理资源，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义”作为一种反映个体社会责任的价值系统，一种褒贬善恶的社会评价体系，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导引作用。“义”是传统中国得到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是提升社会治理绩效不可缺少的文化软实力。其次，“义”作为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反映了鄞州传统慈善事业乃至公共事务治理中一种官民合作的传统，正是这种合作机制，使慈善事业得到有效运作。再次，“义”作为一种社会习俗，构建和维系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增进了社会的信任合作机制，是传统社会治理赖以运行的重要社会资本。

　　文字以专家、嘉宾现场发言顺序排列

　　整理：吴华清 朱军备 章燕飞 续大治 图片：徐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