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豪 绘

　　□本报记者 董小军 通讯员 贺 磊 李萍辉

　　近年来，发生在学校内的人身伤害事故（意外）呈上升趋势，据教育部门不完全统计，我市许多学校每年会发生少则十多起、多则数十起，严重程度不一的校园伤害案。５月２５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宁波法院涉学生校园伤害事故案件审判白皮书》，对校园伤害民事纠纷案的审理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梳理。

　　校园伤害案时有发生

　　市中院统计显示，最近五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校园伤害案件６２件。而实际上校园伤害案远不止这个数，大量案件已通过调解解决，真正进入诉讼的是极少数。分析其中原因，不少案件的受害人不愿撕破脸皮与学校对簿公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诉讼的发生。

　　由于校园伤害案情况比较复杂，对学校究竟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当事各方往往争议较大。慈溪法院受理过一起案件，两个孩子在课间吵闹，导致其中一个跌倒受伤。受害人强调教师没有把孩子管好，因此学校应承担管理责任；而学校认为，他们对于学生的安全保障责任不是无限的，教师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每个孩子的活动。由于对校园伤害案的责任问题双方争议大，因此给法院审理带来了难度。

　　民工子弟学校成“重灾区”

　　校园伤害案的产生，除了与教育机构的场地、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有关，更多的案件是由未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嬉戏甚至加害引发的，其比例超过七成。值得关注的是，我市法院受理的校园伤害案，相当一部分发生在民工子弟学校，个别学校甚至在一年内多次涉诉。如鄞州区某文武学校，２０１２年曾三次被学生以在学校内受到人身伤害为由诉至法院。可以说，我市９８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已成为校园伤害案发生的“重灾区”。

　　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伤害案多发，暴露出学校管理上的疏漏。此外，由于家庭教育上的相对欠缺，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对遵守校规校纪意识淡薄，学生之间为琐事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这些都导致发生伤害事故的风险远高于其他学校。

　　校园伤害事故除了发生在课间及活动课、体育课，还有一个时间段也容易发生伤害案，这就是在学校所规定的到校时间之前和离校时间之后。学生提前到校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此时教师尚未到岗，出现了安全管理的空白。象山法院受理的一起纠纷中，一个一年级学生早于学校规定的时间到校，此时班主任尚未到学校，该学生在操场双杠上玩耍时坠落受伤，致十级伤残。

　　建立第三方诉前调处机制

　　在伤害案中，当事学校与学生之间地位并不平等，因为受伤害学生尚需继续求学，有些家长就不敢提出赔偿要求，即使实际分歧较大，也不愿向法院起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协商进行调解似乎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实际上，在不少争议中，存在着当事双方学生之间、他们与学校之间的多方利益冲突，这种情况下由学校自行牵头协商，不仅可能因为专业能力不足而力有不逮，而且因其自身牵涉其中，公信力也值得商榷。如果由教育行政机构进行调解，也因其是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而难避不公正的嫌疑。

　　为此，法院建议，应借鉴我市对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争议引入第三方调解的做法，在处理校园伤害案中，建立完善第三方诉前调处机制。在机构上，可依托现有的基层调解组织，在程序规范上则可单独进行地方立法。

　　完善法律统一裁判尺度

　　不少校园伤害案争议的核心是解决教育机构和监护人的责任问题，在法律适用上，需要对监护人责任与教育机构责任的划分、教育管理责任的界定，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做进一步解释。但目前，相关法律对此的规定尚不明确。基层法院一位法官说，依据现有的法律审理校园伤害案，法官的自由裁量比重会相对趋大，这就很可能导致同样案件因为不同法院判决而结果不一致。为此，市中院将以案例指导、类型化解等多种形式，统一全市法院的裁判尺度，提升司法保障水平。

　　出台合理制度转化风险

　　解决校园伤害案争议，还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有效和合理的依托性的保障机制。

　　目前，我市已在学校基本推广了“学平险”和“学校责任险”。前者系学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商业保险合同关系，该保险责任的承担与侵权责任无关。后者是学校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商业保险合同关系，目的在于为学校转化风险。

　　但现在“学平险”多由学校代办，学生及其监护人对“学平险”的保险条款、理赔机制不甚了解，易与“学校责任险”混淆，以致受害人不能得到应有的理赔。此外，这些险种普遍存在着理赔条件严苛的情况，未达严重残疾程度的普通伤害事故获保险理赔的机会不高。法院为此建议，我市有关部门应根据校园伤害案发生的实际情况，出台更加合理的制度，进一步完善风险转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