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我们知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不管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证据都是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在所有证据之中，鉴定意见不但效力上高于一般证据，并且往往对案件起着决定性作用。刑事诉讼中“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鉴定，可以让致害人免去牢狱刑罚，民事诉讼中的伤残鉴定直接决定着赔偿数额，鉴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鉴定也因此被称为“证据之王”。

　　在一些民事诉讼案件中，“谁出钱帮谁说话”已经难以再用“技术原因”来遮掩，“鉴定黄牛”为鉴定人“拉生意”，鉴定人为“鉴定黄牛”抽份子，当事人为了求得一个好的鉴定结果，也愿意找“黄牛”从中帮忙，形成了一个隐性的利益链条。

　　虽然法律规定鉴定作为一种证据，还需要法官再判断，以确定鉴定是否正确。但因为鉴定本身就是法官知识结构空缺的地带，让法官再判断鉴定是否正确，无疑是让一个外行来判断专家是否正确，因此，法国、德国的诉讼法甚至认为鉴定具有“天然的可采信性”。

　　2005年之前，法医鉴定由公检法内部的鉴定机构进行，有时它们之间的鉴定结论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审理。学者将这种“久鉴不定”的原因归结于司法鉴定的行政化体制，于是鉴定机构被推向社会。如今，鉴定体制改革已走过十年，但鉴定意见不统一的局面非但没有改观，而且鉴定的成本大大增加，案件一旦涉及鉴定，诉讼费可能仅几十元，鉴定费却动辄要上千元，成了当事人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让鉴定机构“身在市场，心系公平”，这就要对鉴定人资格认证、鉴定收费标准、鉴定程序启动、鉴定结论审查、错误鉴定责任进行全方位的规范，整治鉴定社会化之后的种种乱象，让鉴定真正发挥“证据之王”的作用，以防止司法鉴定过度被市场法则所同化而沦为一种“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