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讷言

　　自５月１日“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全国法院行政诉讼登记立案数量增长了２倍，而管辖区域内国家部委比较集中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登记立案数量更是增长了２０倍（６月１１日《北京晨报》）。

　　同天，该报还有这样一条新闻：６月９日，法国一名母亲把法国政府告上法庭，指责政府没能阻止她未成年的儿子前往叙利亚加入极端组织，要求获得赔偿。如果该起事件发生在我国，肯定被认定为“滥用诉权”，在过去“立案审查制”之下，连法院的门都别想进，更不要说让法院“给个说法”。

　　我国古代，“一草一木，动辄竞争，彼此角胜，负气构怨”而提起诉讼，是典型的“滥诉行为”，要被官老爷打板子后轰出公堂。但在国外，“奇葩官司”一点不罕见。俄罗斯占星师玛丽莲·白向ＮＡＳ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索要１亿７千万英镑赔款，理由是ＮＡＳＡ的一个太空探测器坠毁在一颗彗星上，该彗星“代表了她爷爷和奶奶当年约会时仰望星空的浪漫回忆”，是不是足够奇葩？

　　因“奇葩官司”引出的“奇葩判决”也不少，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鲁道夫·维瑟编有一本《法律也疯狂》，其中案件一个比一个搞怪。比如有当事人购买乳酪后发现没有洞洞，而将商店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小包装里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放置那些洞洞，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相比之下，国人对于“奇葩诉讼”多是难以接受的。日前有当事人到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起诉演员赵薇，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失费，理由是“赵薇在电视中一直瞪他”。对此，有人称这一诉讼是“滥用诉权”行为，并要求加大对这种行为的惩治力度。但也有学者指出，不应该轻率宣布某人“滥用诉权”，更不应先入为主地“打击滥诉”，即便明知是滥诉行为，法院硬着头皮也得审。

　　是否容得下“奇葩诉讼”，与各国社会文化与诉讼制度不无关系。过去国人对于法律历来没有亲和感，甚至以终生不与法院打交道为荣，这种文化传统正慢慢发生改变，这从法院与日俱增的收案数量就可见一斑。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全国各地法院收案数量更呈“爆棚”之势，一些当事人古怪的“诉讼请求”，确实让法院立案人员为之瞠目。

　　“民告官”案件数量剧增，法院应客观看待这一现象，其中固然不乏“滥用诉权”的恶意诉讼行为，但也有过去因为审查过严而被“过滤”掉的案件。对此，法院应当认真甄别，加大解释力度，给当事人以正确的指引，而不能动辄裁定不予立案，否则就有违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初衷。因为，只有“民告官”渠道更加顺畅，依法治国才能更加给力。

　　个人以为，即使对“奇葩官司”也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应对这类官司时，不妨一改过去判决书义正辞严的文风，用类似国外的“奇葩判决”来应对“奇葩诉讼”。这么做虽然有耗费司法资源之嫌，却是对公民诉讼权的尊重。当然，为防止庄严的法庭变成个别当事人的搞怪场，诉讼的“滤网”还是不可或缺的。对此，不妨引入美国的“宣布无理缠讼”制度：美国律师要对“轻率诉讼”承担审查责任，如果被法院宣布是无理缠讼，浪费法院和其他当事人的时间、资源，法院会对作出轻率起诉或轻率辩护的律师进行罚款，律师所在的事务所也会受到相应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