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晚，又一档明星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在东方卫视开播。孙红雷、黄渤、黄磊等一线影视明星加盟，让这个夏天卫视明星真人秀之间的收视率之争更加激烈。

　　从２０１３年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肇始，东方卫视推出“花样系列”，湖南卫视则对之以“花儿与少年”。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跑男）”抢尽风头，而此次“极限挑战”亦不甘落后，号称要“全开放性进入社会录制，打造一台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型励志体验综艺节目”。 

　　这些真人秀的火爆原因自然是明星效应使然。特别是众多原先在影视屏幕上“有型有范”的明星集体地放低身段，回复常人嬉笑打闹，尽显天真可爱甚至“逗比”的一面，观众对明星常人生活的窥视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节目的娱乐性也达到了极致。面对明星们在真人秀中的“撕名牌”、“滚泥浆”等游戏以及种种随之而来的“出糗”状况，也让现代人的心理压力得到代偿式宣泄。

　　与此同时，在明星真人秀中，各种明星复杂关系以及节目内容情节上衍生、发酵的“八卦”话题则不断提升着节目的热度，娱乐着大众。随便举个例子，湖南卫视“花儿与少年”本季有一档节目的游戏环节是餐后“真心话大冒险”。当郑爽问许晴哪一季玩得开心，不料许晴劈头来了一句：“上一季更开心，因为上一季的人都正常”。这让现场所有成员笑容凝固，表情尴尬。而网上立刻炸开了锅，被网友称为“公主病”的许晴随后向毛阿敏承认，“自己在亲人眼中智商只有１４岁”。

　　也许在真人秀里，明星们的个性需要通过类似戏剧性冲突来体现。我们不知道这是编导们的有意安排还是许晴个性自然流露，但这个冲突引发网络热议进而提升了节目的收视率，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明星真人秀节目收视节节攀升甚至成为社会话题的情况下，人们也在揣测这种“繁荣”究竟能持续多久？同类节目泛滥是一个原因，而不同节目策划创意的雷同也不少见。笔者看了“极限挑战”第一集后的感觉无非就是“跑男”的东方卫视版，只不过“极限挑战”的男神们更多地像是在参加一场打卡的城市定向赛。一样的带头“大哥”，只不过邓超换作了孙红雷；一样负责“犯二”的小角色，王迅与包贝尔各担其纲；撕名牌与按下按钮出局没有区别，求助路人完成任务与找到密钥破解问题也别无二致。

　　其二，对明星隐私的过度“消费”、游戏模式的不断重复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视。笔者一位同事有个未成年的女儿，迷上“跑男”后，对节目中的Ａngelababy痴迷不已，竟要求父母在家中以Ａngelababy称之。“极限挑战”开局，男星在酒店遭遇“惊吓叫醒”，耳朵吹风、喷水、亲吻、拧耳朵等，无所不用其极，几乎触及搞怪的感观底线。叫醒后各位男星蓬头垢面、睡眼惺忪也着实颠覆了粉丝对明星们原有的美好想象。而“跑男”游戏中虽然讲究团队协作精神，但这种团队无非是在协力撕下名牌后让对手出局“ＯＵＴ”，不由自主地散发着功利性气息。

　　其三，明星真人秀的价值观问题。在不久前上海电视节的“中国模式日”论坛上，“爸爸去哪儿”的总制片人谢涤葵认为，（综艺）节目价值观好，就不光是一档娱乐节目，而能影响到人们的意识甚至国人的行动。的确，“爸爸去哪儿”初创定位于亲子综艺，走情感路线，让人们在娱乐的同时，从明星家庭眼中，关心自己孩子成长和历练，而显现它正向的社会价值；随后的“花儿”与“花样”系列还能让观众观赏到异国的风光，在美景和“颜值”中放松自己；首季“跑男”亦有一股明星向上的力量。而第二季的“跑男”与“极限挑战”的一些内容则已沦为纯粹的娱乐奔跑游戏，一切以娱乐为名进行着，有时怎么搞笑、怎么搞怪怎么来，明星们和大众乐此不疲。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他那本著名的《娱乐至死》中写道，“在电视的统治下，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最终结果是“我们已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或许，国内某些明星真人秀也正在向着“娱乐至死”方向不断地“奔跑”，什么时候才会“生死疲劳”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