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化普查员拍摄户外文物

专家在海曙文保所筛选和鉴定文物

鄞州普查员为文物建档

《湖海阁藏帖》

朱枫烈士手绣片

《宋元学案》

　　你可知道宁波各大国有博物馆究竟藏有多少数量的宝贝？这些宝贝又有怎样的价值？你可知道除了博物馆之外，还有哪些单位和机构收藏有文物……这些问题的答案，让参加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一普”）的普查员来告诉你。

　　宁波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位居同类城市前列，而且文献古籍、历史档案、书画作品、民族民俗文物等可移动文物也十分丰富。通过一年多的摸底调查和普查工作，成果逐步显现，宁波文物家底逐步清点完成———收藏有文物的单位从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图书馆，扩展至各个行业领域；文物收藏单位从文物系统内的十几家，扩展为全社会的近百家，国有单位的一批重要文物被认定、记录，加以珍藏。

　　深入一线

　　过程繁复 惊喜不断

　　虽然普查工作开展不易，但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大批文物被认定，过程繁复却惊喜不断。

　　不久前，镇海区“一普办”在对１０００多枚清代铜钱进行数据采集时，惊喜地发现了一枚由宝川局鼓铸的“康熙通宝”，该钱币直径２．５厘米，厚０．１厘米。面刻“康熙通宝”，背为满文记局“宝川”。据史料记载，纵观康熙一朝，清政府共开设铸钱局２４处。“康熙通宝”的背文除工部、户部所设的宝泉、宝源两局所铸均为满文外，其他各地钱局所铸的通宝钱，其背文左为满文纪地，右为相应的汉字纪地。因此背为满文“宝川”实属特别。

　　钱币爱好者为收藏和研究之方便，将“康熙通宝”所铸２０个局名合编在一起，形成一首康熙铜钱“背文诗”。诗云：“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此外，还有“密”、“川”、“贵”、“西”等钱局的康熙钱，但很少见到实物。镇海这一枚“宝川”钱币的发现，印证了长期以来有“川”字“康熙通宝”一说，为研究清代康熙年间的钱币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依据。

　　类似带来惊喜的例子，在普查中比比皆是。慈溪博物馆在整理馆藏百余件严重褶皱、破损的刻石拓片时，一大摞题签为《湖海阁藏帖》的拓片吸引了普查员的眼球。该套帖石拓片，共计８册９４张，另有散页６７张，每张横７２厘米，纵３２厘米，除少数页有破孔外，其余保存基本完整。

　　据慈溪书法研究者胡迪军先生调查考证，《湖海阁藏贴》为清代慈溪望族鸣鹤叶氏后人叶元封辑刻。叶元封（１７９７年－１８４９年），号梦渔，是鸣鹤古镇中药业经商世家叶天麟之孙，好收藏书画碑帖，且交游广泛，精于鉴赏。《湖海阁藏帖》为道光年间叶元封请吴中名匠朱安山刊刻而成。此帖囊括了明清７７位名贤真迹，不乏海内珍异的传世精品，如王阳明《与德润与克明书》、董其昌《我本渔樵诗》诗卷及明四大家作品。帖中所辑大多来自江浙一带世家大族的旧藏，盖为叶氏在杭州、苏州、上海、湖州、宁波等地经营药业时购得，其中除少数留存外，绝大多数于太平天国时期毁于兵火。清代共刻丛帖３００余部，其中不少是质量不高的坊刻本，而《湖海阁藏帖》为丛帖中之高品。

　　《湖海阁藏帖》附有多篇跋记，从中可知叶家败落后，帖石辗转到上海，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由慈城方纪常之子方仰和购得，筑于方纪常墓庄。其后，慈溪宓家埭韩桐仙不惜以重金买下帖石，嵌于桐花仙馆的碑廊中。韩桐仙逝后，子孙外出经营，世事更迭，旧宅碑廊已被拆除，帖石流落掩埋何处，几乎已无迹可寻了。现如今仅有《湖海阁藏贴》拓本（片）存世，弥足珍贵。

　　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开展，宁波各地时有惊喜传来：海曙区在清真寺发现了清光绪元年“雍正关于平反回民谋乱事宜诏书”木匾；余姚市鉴定考证了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夫妇墓出土的“和合二仙”玉佩，并被省文物鉴定专家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宁海县新登记了一批柔石先生信札及手稿作品；象山县党史办送审的革命先烈王家谟１８件手稿被省文物鉴定专家全部鉴定为国家三级珍贵文物……

　　美丽邂逅

　　是荣誉也是责任

　　普查员李贤慧在她的普查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我是普查员，用自己的双手去整理这些宝贵的遗产，这既是荣誉也是责任。

　　每天面对前人的墨迹，饱览那些线条、水墨、色彩编织的作品，才明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阅览《呼鹤为伴采药归图》，看着采药女肩挑满满一担草药，满脸笑意地望着站在她身边的仙鹤时，李贤慧调皮地说，我能感受到她的幸福，虽然一路辛苦，却收获颇丰，还有仙鹤为伴逗趣，不会孤单。

　　从事摄影１５年的普查员许辉标说，当他的镜头一次次对准文物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激动的，可同时也感到了忐忑。透过镜头看着那一件件精美的器物，感受着它们身上厚重的历史遗韵，那早已抚上相机快门键的手指却迟迟不敢按下。许辉标说：“真不敢轻易地去亵渎它们的美丽，平生第一次停下了拍摄的节奏。”１０多年前许辉标还在“清华美院”专门选修了“文物摄影”课程，对拍摄工作可以说是很有底气和自信的，可他还是放弃了那次拍摄。迎着同事们不解的目光，许辉标唯有抱歉地笑了笑。当晚他回到家，翻出了他在“清美”时做的摄影笔记，一页页地看，脑海中一遍遍回忆着故宫博物院的张宗昌等老师讲述的对文物摄影的理解和要求，清晰地记起已故清华大学教授韩子善先生的一段话，“当你怀着敬畏的心，去理解、去感悟，用心去发现美；那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完成你人生中的一幅作品”。许辉标的内心豁然开朗，第二天他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

　　冬去春来，转眼间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许辉标拍摄了几万幅“器物”、“书画”类的照片。这期间，有寒冬冻僵了他按动快门的手指，也有盛夏汗水迷住了看向取景器的眼。为了拍摄不同的角度，一天中他无数次地跪下、猫起，以至于膝盖肿痛到不能上楼梯，腰也不得不绑起了护带。但是每次握起相机把镜头对准精美的文物时，他就绝不会轻易地去按下快门。从器物的摆放，到主光、侧光、逆光等布设，力求完美，力求展现器物最真实、最能体现质感的那一面。他深深懂得，这一次普查，是多么难得的邂逅。小心翼翼地打开每一幅书画，轻端轻放地取出每一件器物，不仅仅为了完成简单的记录，更在于留下珍贵的照片尽情展现它们的真实。

　　革命文物

　　“不可忘却”的珍藏

　　这次普查，有一个重要门类是革命文物，今年又恰逢抗战胜利７０周年，为了更好地让全民共享普查成果，普查员们不得不加快整理登录那些保持血肉情感与温度的“不可忘却”的珍藏。

　　在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宁波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管理处第三展厅内展有“半根柱子”，该柱子高２８０．５厘米，直径１４．５厘米，是民居里常见的普通柱子。但是这根柱子又极不普通，因为“浙东刘胡兰”李敏同志正是被绑在这根柱子上英勇就义的。

　　李敏烈士，原名李雅琴，宁波镇海人。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１日，“浙保”二团偷袭后隆村，李敏不幸被捕，被绑在樟村中街的十字路口一座还未造好的店堂的柱子上，连刺２７刀，壮烈牺牲，时年仅２０岁。当地百姓为了纪念烈士，在柱子上写有“李敏烈士牺牲在这根柱子上”字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烈士纪念馆建成前后，柱子被移到纪念馆供人们缅怀瞻仰。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在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这根血染的柱子被鉴定为国家二级革命文物。

　　在镇海中学，镇海区“一普办”发现了一件手绣片，它出自“镇海的女儿”朱枫烈士之手。朱枫烈士（１９０５年－１９５０年），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出身富裕家庭，研习笔墨，师从沙孟海，人称“朱四小姐”。如此书香文雅的女子，当民族危难时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皖南事变”后，朱枫到香港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无名英雄。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５日，朱枫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８日，在出色地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被捕，最后喋血台北刑场。绣片是由朱枫的后人捐赠给镇海中学的，长２８

　　厘米，宽２３厘米。方正的白缎上绣有菊花，菊花丛旁，一只雄赳赳、迈开大步的雄鸡与跟前两只可爱的小鸡似在嬉戏，似在教授小鸡生存的本领。图案折射出朱枫虽身为女儿身，却有着七尺男儿的雄心壮志及保护照顾弱小的母性一面。该绣片经浙江省文物专家组鉴定，被认定为国家二级革命文物。

　　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已经远去，但烈士永不会被遗忘。７０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文物会说话，革命文物更是如此，每一件抗战文物似时刻提醒我们，正是这些优秀中华儿女的身躯铸就了血肉长城，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身份登记”

　　为了传承更久远

　　按照普查工作进度要求，“一普”将持续到２０１６年。届时，宁波市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所有可移动文物珍宝，将“一个都不能少”地拥有一张“电子身份证”。

　　有些藏品的身份来历，可不简单，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它们向我们诉说着一段段惊奇的传承故事，余姚博物馆收藏的清雍正十三年抄本、黄稚圭校补稿《宋元学案》便是如此。这是目前仅存于世的两部《宋元学案》珍贵抄本中时间更早的一部。浙江大学著名教授吴光先生鉴辨后认为，此本价值不可估量，有助于研究《宋元学案》的成书过程。

　　众所周知，《宋元学案》是由清初黄宗羲和全祖望两位大师为主编撰，黄百家、卢镐、黄璋、黄徵乂、王梓材、冯云濠等众多后学者倾力协助完成的一部介绍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专著。全书共１００卷、９１个学案，２００余万字，涉及宋元两朝４００年间有代表性的学者２０００余人，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学派源流，介绍了各派的学说思想并略加论断，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这部书从搜集史料到创例发凡、动笔编写、校理编订，直至定稿刊行，历时１５０余年。书稿颠沛流离，几易其主，方刊刻留世，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

　　清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时年７７岁的黄宗羲开始整理编写《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合称《宋元学案》。此时的黄宗羲已是年老体衰，辗转病榻，只能对搜集来的大量材料进行初步整理编排，创制凡例，写了部分案语。之后，由其子黄百家承担起了具体的编辑、校评工作。但是黄氏父子只编写了５８个学案便先后谢世，全书并未完稿，对各学案人物的学术思想的介绍和评论还未细做，也没有厘定卷次目录，《宋元学案》草创未就。

　　之后黄氏家族藏书历经火灾、水灾和被窃，１０余万卷藏书经整理清点，仅剩３万卷左右，呕心沥血编写的学案手稿也毁于一旦。这对黄氏孙辈特别是黄氏图书资料继承者黄千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把劫后余生的图书资料托付给慈溪藏书家半浦二老阁主人郑性保管后，自己全力以赴寻找学案的备稿。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黄千人从江苏淮南杨晦叔处找到了其父杨开沅留下的学案抄本，借归后交给好友鄞县人全祖望整理续编。

　　全祖望私淑黄氏学说，他从４２至５０岁用８年时间埋头阅读、修补黄氏原稿并增补３３个新案，最后又著序录一卷，使学案成为一部完整的百卷巨著。他的高足弟子董秉纯、卢镐、蒋学镛等人先后参加此书的整理编写工作。全祖望在整理续补完学案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临终前他叮嘱卢镐把学案编辑成书，要求其想方设法刊刻行世，给黄氏后人有个交代。

　　清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朝廷诏修《四库全书》，向全国征集优秀藏书。浙江成立采访局，黄宗羲的玄孙黄璋被委任负总责。采访局工作之际，卢镐给黄璋寄去了二十册学案稿本和一册全氏著的序录。老祖宗的书稿失而复得令黄璋欣喜若狂，与儿子徵乂历经数年，重新校勘稿本，对全祖望的部分案语做了批评和取舍，最终形成８６卷新稿，即余姚梨洲文献馆所藏之清雍正十三年抄本、黄稚圭校补稿《宋元学案》。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结，黄氏后人保留的学案稿本在黄璋去世后开始了新的历程。清末民初，它来到了姚西兰塘乡邵家村（今黄家埠镇邵家村）一位叫邵衎臣乡绅的书斋中。邵氏后人回忆该书来历时说，黄宗羲后人家道中落，邵家曾给予资助，期望他们重振家业，黄氏后人非常感激，无以为报，以家传手稿数卷相赠。直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余姚民主人士、余姚国有馆藏文物工作的奠基者姜枝先先生在浙江省文管会和余姚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梨洲文献馆并兼馆长，把散落在社会上的图书文物收集存放在里面。他从黄宗羲后人处征集图书文物时获得学案稿本的信息，追踪来到邵家村寻找学案稿本下落。邵衎臣的孙子邵宗煐从上海的哥哥处拿来书稿送交给政府，入藏梨洲文献馆，使这部珍贵的书稿逃过“文革”浩劫，留存至今。２０１０年冬，《宋元学案》和其他文物图书一起搬入保管条件更好的余姚博物馆古籍库房，传承故事才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现由慈溪市博物馆收藏的《林文忠公手书试帖诗稿》上。该试帖诗手稿，现为孤本，国家一级文物，遗存目录８页７２首、诗文１４页１９首、跋记２篇４页，长３０．２厘米，宽１５．５厘米，纸本册页，书口印“云左山房”字样，附木质卷盖。目录诗文为林则徐手书，行书小楷，跋记为林则徐长房曾孙林黻桢题写。从跋记中我们得知，《试帖诗稿》是林黻桢少时检点家藏旧簏所得，后因其应官吴中，定居苏州，携随至苏吴，于辛末年（１９３１年）转赠十四弟林璧如。据慈溪市文管办原主任袁展如同志回忆，《试帖诗稿》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龙山乡妇女主任、业余文保员张冬兰女士在文物保护宣传时发现，当时的收藏者洪品高先生为支持国家文博事业将手稿无偿捐献给政府。据洪品高先生称，该手稿为祖辈在苏州经商时所得。此手稿经书法界泰斗沙孟海先生览阅后，惊喜定论：真迹无疑，文忠公小楷胜于大楷。

　　打开国有博物馆的庋藏之锁，会发现好多藏品传承有序，其中不少来自民间的收藏与捐赠。以天一阁博物馆为例，自民国以来，陆陆续续收到了上百个家族的捐赠，这些捐赠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构建了天一阁博物馆整个收藏体系。

　　通过普查，普查员们深受触动，社会捐赠是博物馆赖以产生、生存乃至发展的源泉，收藏家们把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国家，如涓涓细流汇入海洋，共同谱写了一部中华民族文明薪火传承史。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捐赠，我们才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完整保存、继承、发扬，才可以向民众进行文化、历史和艺术的教育。当前，越来越多的收藏家选择博物馆作为其藏品的最好归宿，不也是为了传承更久远吗？

　　延伸阅读

　　可移动文物的“大数据”化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全国范围内庋藏文物家底清点，是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资源调查。

　　宁波“国宝大调查”从去年正式启动数据采集工作以来，普查的范围涵盖了１１个县（市）区，以及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文物摸底调查涵盖国民经济１９个行业类别，共调查５９３７家国有单位和其他机构（主要是宗教场所），普查覆盖率达１００％。现已确定收藏有文物的单位９９家，其中非文物系统的单位７３家，主要有教育、图书、档案、宗教、医疗卫生、民政等行业系统的单位和机构。经初步估算，需要清点登录的文物在１２万件（套）以上。

　　此次普查不改变文物权属现状，通过文物信息采集，专家认定文物、登录文物信息，实现大数据文物信息平台共享，促进我市文物资源的整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