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４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布改革方案称，将严控包括官员、企业家在内的在职博士生录取比例，并缩减包含省部级官员在内的兼职博导人数（６月２５日《新京报》）。

　　按理说，因为分工不同，官员须勤于行政事务，博导则要潜心研习学问和培养学生，官场与学术界间有着清晰的界限，并不容易产生交集。即便我国当前博导数量不足，也不该用一些名不副实的“官员博导”来填补。假如官员自身学识水平不够，只是用官场中的名头或权位获得博导称号，岂不误人子弟、践踏学术？即使做了博导的官员学问高深，但受行政事务繁忙的羁绊，又哪里拿得出足够的时间研究学问，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培养人才？

　　一些官员热衷于兼职博导，高校也乐得奉迎，只因背后掺杂了太多的利益算计。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杨春时教授表示，只要是设立了博士点的大学，大多数有官员博导的身影。对于官员而言，成为博导，意味着贴上了“知识型”“专家型”的标签，增加了仕途升迁的砝码。而高校之所以对一些学术水平、学术能力差强人意的官员兼职博导情有独钟，则是因为看准了官员背后巨大的“磁场效应”。有了高官博导，学校至少在争取一些行政性资源和政策性支持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此，一些高校和官员各得其利，学生和学术却成了受害者，官员博导教书育人也就成了奢谈。

　　中国人民大学缩减官员兼职博导，会把一些“南郭先生”清除出学术界。这应该成为所有高校的共识和规矩。况且，按《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如果能够严格依法办事，用不着高校清理，那些打着学术幌子而汲汲于名利的官员，恐怕早就溜之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