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客

    ２６日上午，四川仁寿县县级领导、县级干部，以及６０个乡镇、各部门的“一把手”共２００人齐聚该县虞丞乡丞相村的虞丞墓，县委书记冉登祥表示：“我们集结在此，就是要学习虞允文丞相的廉洁和忠诚，进一步巩固维护仁寿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和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虞丞墓将成为全县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基地（６月２６日《华西都市报》）。

　　拜祭古代清官，推进廉政教育，较为常见，比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廉吏一再成为拜祭对象。但这种形式在今天究竟有多大意义，令人存疑。事实上，那些落马的贪官，就有不少热衷“学习”古代的清官，比如，万庆良。时任广州市长时，万庆良率团出席广州城隍庙开放仪式，在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像前，万庆良双手合十拜了一下，笑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官，也是个清官”“我们要多拜拜清官”。任职期间，万庆良无数次重申要做“清官”。但结果，大家都知道。

　　作为一种廉政教育，拜祭古代清官有其必要，但切莫过于迷信这种形式，更不能把它当成反腐利器。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员，清官奠定其声誉的，其实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当前我们大力施行法治，反腐要想达到实效，更需要的是制度，而不是少数的几个清官。期待清官反腐，以实现政治清明、依法治国的愿景，只会事与愿违。正如有学者所称，“如果确立法律至上的权威观念，唯法不唯权，使为非作歹的、贪污作弊的无路可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又何劳清官出世？”

　　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虽然清廉，但他们并没有改善当时的官场生态，更没有拯救他们所处的朝代，这足以说明少数几个清官改变不了大势。因此，与其拜祭清官，不如建立健全约束机制。当前，我们的反腐正在制度化、法治化，对制度本身也在不断修葺，比如官员个人有关事项的申报与抽查，再比如下大力气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等等。

　　也就是说，反腐要治标，更要治本。而要治本，不是拜祭拜祭古代清官就可以完成的。反倒是，如果制度完善了，贪官无法生存，官员不敢不清廉？又何必再向古人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