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版①】“圆桌夜谈”是近年来我市建立起来的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长效机制之一。另外，余姚谢家路村的“小板凳”群众工作法、宁海县的“走村不漏户、群众考干部”制度、象山县的“和村惠民四步法”、江东区俞复玲的３６５社区服务工作法、北仑区大港社区的“小马拉大车”工作法、鄞州区龙观乡的“双进”工作机制、海曙区的“双带双联”机制等，都是党员干部密切与群众联系的好载体。

　　小微权力清单，解开村民心头结

　　“农村工作难做，难就难在部分村民不信任村干部。”在宁海县委主要领导看来，长期以来缺乏规范划一、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导致农村干部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农村干群矛盾在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

　　去年初，宁海县梳理出“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涵盖１９项村级公共权力事项和１７项便民服务权力事项，让原本藏在暗箱里的小微权力，晒在“阳光”下，装进制度“笼子”里。

　　“这个小本本，有漫画、有图表，村干部有多少权、怎么用，连文盲都能看懂！”宁海县岔路镇渡头村村委会主任章宏林举着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小本子说。

　　有了这份权力清单，群众监督村干部就有了“法律”依据，也明白村干部哪些行为是违“法”了。一旦村干部用权超限了，群众就会第一时间举报。

　　权力清单透明了权力，约束了干部，放心了群众。据统计，宁海出台小微权力清单以来，群众反映村干部问题的信访量则下降了八成以上，村级干群关系趋于融洽。

　　“宁海小微权力清单，通过对权力的规范化，解决权力的滥用、误用和错用问题，从制度上杜绝以权谋私，从根本上保障权为民所有。”市委政研室的有关调研报告这样评价。

　　居民自治，治出一片新天地

　　一度被电梯安全问题困扰的东柳街道华侨城小区两幢高楼居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６月底，每部价值４５万元的六部新电梯顺利替换了原来“关人”的旧电梯，创造了高楼业主依法担责、自筹资金换电梯的“华侨城模式”。

　　华侨城小区的两幢高楼明珠阁和碧华阁建于１９９６年，属于我市最早建造的高层住宅楼，有业主２４５户。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发生了一起关了１９人的电梯故障事件，从此电梯安全成为两幢楼居民心头长鸣的警钟。２０１４年８月，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下发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直接给两幢楼的六部电梯判了“死刑”。

　　电梯必须更换了。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全体居民面前：两幢高楼均没有建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那么，换电梯的钱该谁出？在街道和居委会引导下，两幢楼的业主先后召开了４次业主大会，自发成立电梯议事小组。“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电梯的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所有，本着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业主应共同承担电梯更换费用。”业主、党员宓传民的一番话让业主们清楚了法律的规定。思想统一了，接下来制订筹资方案、收取资金的过程相对顺畅。短短几周，１５６万元自筹资金就到位了。

　　市区两级政府部门根据政策争取了一定的政府补贴，最后可用于更换电梯的资金达到了２５８万元，满足了更换六部电梯所需。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只有当社区居民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区自治的事务中，才能强化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实现基层民主自治。现在，我市城乡社区各种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民主评议会等民主协商机制不断建立健全，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和谐有效的自治架构正在不断完善。

　　社会组织化参与，公共服务更精彩

　　“阿婆，给您读读今天《宁波日报》上登的一个故事，讲的是咱们划船社区党委书记俞复玲帮助残疾人军军……”这是来自江东区区委办公室的青年志愿者刘珏在江东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９６岁的王小桂家中，给王小桂读报。

　　刘珏所在的社会组织叫“把耳朵叫醒”，是划船社区２６个社会组织之一，也是今年划船社区新培育的３个社会组织之一。

　　如今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这座城市里提供社会化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

　　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４年末，我市共有依法登记的法人社会组织５７５９家，比上年增长７．４％，每万人拥有法人社会组织数量达到７．６个，远远高于全国每万人３．７个的平均水平。此外，我市城乡基层还活跃着１１０００余个经过备案的基层社会组织。

　　近年来，我市以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为突破口，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创投机制，在区、街道、社区层面建立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形成“孵化器”，积极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社会组织，呈现出向下扎根、向上成林的发展态势。

　　“依托社区发展培育成长起来的基层社会组织，量大面广、触觉敏锐，既扩大了城乡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一万多家备案的基层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基层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许义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