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９月１日起，《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将实施。依据规定，不按规定时间地点投放垃圾的个人及单位将面临处罚，个人最高罚款为２００元，单位最高罚款为５万元。对此，社会反响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立“法”有利于推进垃圾分类，有人认为推动垃圾分类不能靠“罚”。

　　在我国，垃圾不分类，非但公众习以为常，“环保法庭”也不受理这类“小事”，而在环保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对垃圾处理不当的行为实施处罚则是惯例。比如澳大利亚一些州早在１９７０年就制定法律规定，如果有人不按类别乱丢垃圾，将被处以１１９至２３９澳元的罚款。

　　垃圾不分类乱丢弃，说白了只是一个习惯，施以重罚合适吗？反对的人甚至搬出孟德斯鸠的名言：“如果用法律去改变应该用习惯改变的东西，那是极糟的策略。”社会确实需要许多习惯来支撑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法律不可能去规范人们的一举一动。一些好的习惯作为“公序良俗”甚至得到法律的认可与肯定，但相应地，一些“陋习”也应被移风易俗。

　　哪些事情该用习惯来改变，哪些又该用法律来改变呢？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一习惯是否损害了他人及公共利益，是否“亟待解决”。当前，垃圾不分类的弊端非常突出，“垃圾围城”已成社会公害，靠人们的“习惯”慢慢改变，环境受不了，城市耗不起，垃圾处理部门也承受不起。

　　用法律来改变垃圾不分类的“陋习”，不仅有指引作用，让人们把垃圾分类从道德认识上升为法律意识，更可以用法律的强制作用，促进垃圾分类尽快落到实处。推进垃圾分类，兹事体大，应当立法。改变“陋习”，光靠自觉不行，“罚”还是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