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其昌在讲述当年发生在建岙村的红色故事。（徐文杰 摄）

　　寻访地点：鄞州区鄞江镇建岙村

　　寻访内容：鄞西抗日根据地建设

　　讲述人：叶其昌，７７岁，鄞州区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讲解员

　　□本报记者 黄合 实习生 倪姝雯

　　田野翠绿，古松苍翠。清澈的溪流穿村而过，将这个养在深闺的古村温柔地揽在怀中。

　　位于鄞州西北部的建岙村，最近成了市民休闲健身、自驾旅游的好去处。一到周末，来自宁波周边的驴友就会来此集结，沿着长满青苔的石板路拾级而上。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在７０多年前曾是著名的“红色堡垒”村。这里曾走出了一位位满腔热血的铮铮男儿，这里的群众曾为一批批地下党员提供保护，这里也是抗战时期众多星星点点的“卫星根据地”之一。

　　“当初，最早一批地下党员被安排到建岙学校，以教书为名开展党的工作。”在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我们偶遇了７７岁的义务讲解员叶其昌。他说，脚下正是当年建岙学校的旧址，１９４０年秋，中共鄞县县委决定将工作重心从城区转移到鄞西梅园沿山地区，拉开了鄞西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在建岙人看来，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岙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村子位于四明山脚和平原的交界地带，三面环山，古树环绕，地形狭长，易守难攻，利于游击作战。“就像是个口袋，敌人一旦进来，就把袋口扎紧，使其难以逃脱。”叶其昌说。

　　在陈列馆，我们还可以看到新四军军装、日军望远镜、地下党化装进城用的衣服等众多实物。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０日，宁波沦陷，日军铁蹄蹂躏樟溪、鄞江两岸，盘踞鄞县四年有余。地下党员一开始只能在当地群众家中设立活动点，在他们的掩护下秘密开展活动。

　　９４岁的唐根庆对当年的事还记得很清楚。由于家里穷，２０岁的他每天要走１０公里的路去种地，收成还不够交租，几乎天天吃不饱饭。屋漏偏逢连夜雨，日军的大肆抢掠，让唐根庆一家的日子更加艰难。当年，建岙村组织３００余人的自卫队，唐根庆立即报名，配合主力部队抗丁、抗税、抗粮，开展生产自救，进行反顽自卫。

　　据老人回忆，抗战时期，建岙村有３个共产党员支部活动点，全部设在群众家中，他家就是其中一个。在两层楼高的瓦片房子里头，楼上，共产党员开会，部署工作；楼下，村民进行着看似寻常的生活劳作，其实千方百计保障革命同志的安全。

　　“当时，地下党和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好。在这里，没有党员牺牲，也没有出过叛徒。”积极地送子参军，接力护送伤员，开展“二五减租”搞生产自救……叶其昌言语之间，满是骄傲，一个个当年的红色故事，娓娓道来。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中共鄞县县委根据“建立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决定，利用郭青白“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部警卫分队”番号，以梅园、蜃蛟两乡自卫队为基础，成立了中共鄞奉党组织掌握和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在中共鄞奉县委领导下，分队与重机枪中队合并改名为“宁波警察总队第三支队第六大队”。由于纪律严明，善于作战，群众称其为“林大队”。１９４３年８月，郭青白阴谋缴“林大队”枪械，县委当机立断，将“林大队”于９月５日从郭部拉出，同月２３日，配合浙东主力“三支队”，一举将郭部逐出鄞西。从此，鄞西梅园地区成为抗日根据地。

　　据１９４４年的《新浙东报》报道，９月２５日，盘踞在蜃蛟弄的日伪军到建岙抢粮。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指挥下，村自卫队员持土枪占领制高点，村民手握锄头、木棍坚守村宅，霎时间枪声、喊杀声震天响，日伪军随即抱头鼠窜，从此不敢轻易来犯。

　　据统计，当年和鄞西革命根据地一样，在浙东根据地、四明大地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众多“卫星根据地”。浙东新四军也由弱到强，从９００余人发展到一万多人，根据地面积从三北一地发展到浙东两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４００多万。

　　时光荏苒，曾经的战火和枪击，停留在历史泛黄的纸张中。而今，这些穷乡僻壤的红色根据地，迎来了新农村建设的新阶段。老年活动室、文化广场、体育路径，舞龙队、腰鼓队……大山里的村民，享受着更为便捷的公共服务和更为丰富的文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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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鄞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具有革命信仰的爱国人士。抗日民主人士边春甫，始终为地下党培训干部、提供粮食和资金，并千方百计改善村里头的基础设施；“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女乡长”陈晓云，一心为公，发动群众，牺牲时年仅３４岁……在粉碎日、伪、顽联合围剿中，中共鄞县党组织发挥抗日武装作用和人民战争的威力，夺取了抗日战争和反抢粮斗争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