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莲芬：日本的垃圾分类做得好，全民高度自觉的规则意识，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垃圾要分类，大人做起来更是一丝不苟，唯恐落下个“垃圾不分类”的坏名声。人人敬畏规则，就算无人监督，也会严格遵守。范奕齐：垃圾处理存在“邻避效应”：垃圾桶不要摆在我家楼下，有垃圾最好马上清理掉，垃圾车千万别从自家小区旁经过，垃圾焚烧厂、填埋场必须远离我的生活……但事实上，产生垃圾，每个人都有“贡献”，每个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卢文华：有些地方以为摆几个分类垃圾桶就万事大吉了，轻视甚至忽略事前教育和事中监管，有的“善后配套”不明确，老百姓不知道垃圾分类后去了何处、派啥用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凌义斌：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危机的必然选择，每个市民是垃圾分类的“责任人”。对于个人而言，垃圾分类是举手之劳，贵在坚持；对城市而言，没有所有人的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就不可能“功德圆满”。王宝华：每个社区有为数不少的公务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加上居民代表、楼道组长，应该让他们在垃圾分类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专职清洁工和志愿者也有很大优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可以有效提升垃圾分类的效果。

　　司马童：“破烂王”能像蚂蚁搬家一般，源源不断地从垃圾里淘出“金子”，市民把家里的垃圾分分类再去处理掉，是不是也能补贴家用？深一点看，垃圾分类蔚然成风后，就能实现深度开发和利用，这样高效的“变废为宝”又会比“破烂王”高出不少。黄明朗：对其他城市垃圾分类的好办法，应采取“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取长补短，彼时彼地适用的东西，当时当地是否适用，要经过实地考察、试验，看看是否真有那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