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的意义上把握从严治党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桑玉成在《文汇报》撰文说，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力度日益加大，党风政风因此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势头，但是也必须注意到，消极应对从严治党举措的情形应当引起警惕。

　　有一些党组织以及党员领导干部，没有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来把握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面对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他们往往以消极的态度应对之、“顺应之”，甚至是无奈的“服从之”。

　　在这样的态势下，抱持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你们说这个事好做我就做，你们说这事情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你们说这个饭可以吃我就吃。还有一些做法也可以视为这种消极应对的情况，这些做法大致可以称为“超要求办、加力度干、做给你看”，你说不能滥发津贴和物品，他就把职工应有的福利也砍了；你说不能公款吃喝，他就连开个研讨会什么的茶歇小点也不放了；你们在查处公职人员公款聚会问题，他们立马把公职人员子女的婚宴也给搅了；你们禁止公职人员出入高级会所，他就把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大中小学的教师等等，表现出一种“越极端越革命”的“气概”。

　　一些党组织以及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有如此之消极应对情形，是他们对于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尚缺乏正确的认识，那种“权宜之计”“过渡性举措”的认知还占主导地位；同时，他们也没有真正理解从严治党所面临的特定背景和意义，没有真正理解从严治党常态化的内在要求和所要达到的目标。这种消极应对性的态度对待从严治党的举措，离党中央关于从严治党的要求相去甚远，因而也难以真正地达到从严治党的目标。

　　从严治党在其本质上并不仅仅是“高压线”“笼子”等禁止性的概念，更不仅仅是那种“你说咋办就咋办”的要求，其背后寄托着历史的责任、民族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关涉到我们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稳定执政的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从积极的意义上把握从严治党，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严治党不仅仅是一种告示、一种号召，而是一种行动；不是党组织以及党员领导干部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尽管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是非常必要的），而是全党同志必须确立的那种激情和使命。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制度治党的实际进程。

　　“善养严管”与“格调建设”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在《北京日报》刊文，从国际经验比较和国内调研情况论述如何消除怠政现象。

　　相对清廉国家的治理经验都是要“综合治理”，里面一个最突出的就是要“善养严管”。那些公务员比较廉洁的国家与地区，如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对公务员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严格要求是有前提的，即公务员待遇都很优厚。这就是新加坡的所谓“善养严管”。从国际经验来看，“善养”要分为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们的直接收入比较高。待遇好的另一层面，是对公务员有一个隐形的、特别的保障。比如在退休以后，根据你的表现和操守做出相应的安排。这对公务员就是一个巨大的内在约束。

　　对所谓的“怠政”现象，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在调研中形成了三个初步印象。第一，的确不能排除官员中的一些人，由于反腐的压力，由于行贿的人少了、油水少了，就真的不作为了。第二，我们现在的反腐败，加强了监督和制约，这样自然推高了行政成本。比如，为了制约、监督腐败，监管审计的环节特别多，做起事来就慢，就会复杂。像过去大干快上，“先上车后买票”，那样是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就不一定是有意的“怠政”，而是行政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第三，“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带来的问题。现在干群矛盾、党群矛盾比较多，干部队伍中的竞争、矛盾也比较多。干部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呢就落埋怨，甚至会带来风险。党组织要信任广大干部，为那些想干事、敢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善养严管”里也有这个意思，信任、支持、授权是建设一支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的重要条件。

　　同时，我们发现外国精英阶层特别注意官场文化的塑造，这也可以说是国外的“政治文化建设”，但我更愿意叫它“格调建设”。过去我们有种说法，就是说一个人犯了错误，那是因为理想信念出了问题。这对，但也不完全对。人的行为除了受思想制约外，还会受到习惯、氛围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就叫“格调”，格调不是一种思想。有些干部很能干，工作有贡献、有成绩，也经受过一些考验，但仍然会去干违法乱纪的事。我感觉，不完全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其中也有格调问题。有的官员就是格调不高，说他有一点豪迈吧，也就是能拼酒；有一点幽默感吧，也就是常说点黄段子；有点艺术细胞吧，也就是唱个卡拉ＯＫ，要不就是字儿写得好，可常常是楷书还没怎么练好就直奔行书去了。干部应进行格调培育，读书、健身，用积极健康的文化充实自己，充实“八小时以外”。

　　（李 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