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文杰 摄

　　日前，我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交流会召开。

　　回顾70年前那段历史，是因为那里沉淀着人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回首是为了正确地认知，缅怀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共同守护历史真相与和平果实，才能让正义不可战胜。

　　在交流会上，与会人员分别就我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斗争特色、甬商与抗日战争、浙东抗日根据地红色货币的历史追溯等进行了阐述。今天，我们撷取一二，共同纪念那段悲壮辉煌的烽火岁月。

　　宁波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朝泽江

　　从2006年4月开始，市委党史研究室以11个县（市）区为基本单位，组织人员通过查阅档案文献资料、开展社会调查的方式，对抗日战争时期宁波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进行了大规模调研，获得了4个人口伤亡数据和3个财产损失数据。调研成果用翔实的内容、确凿的证据，对日本侵略者在宁波疯狂烧杀、奸淫、掳掠等反和平、反人类罪行进行了有力揭露。

　　直接人口伤亡数据，指日军或受日军指使的伪军直接炸、杀、奸、打等造成的人口死亡、受伤以及失踪人数，共计20034人，其中死亡11306人，受伤8554人，失踪174人。

　　间接人口伤亡数据，指由于战争的影响而造成的人口死亡、受伤或失踪，主要包括被俘捕、灾民和劳工，共计12572人，其中被俘捕301人，灾民9310人，劳工2961人。

　　单列上报的人口伤亡数据，主要包括国民政府军在宁波的伤亡。把它作为单列，是因为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令部曾作过调查统计，已有权威性汇总数据。国民政府军在宁波的伤亡共计9955人。

　　本地人在外地伤亡的数据，为避免重复统计，调研采取属地原则，即由伤亡人员的“死亡地”“受伤地”负责统计，而不是“籍贯地”。因此，本地人在外地的伤亡数据共计6156人，其中，抗战官兵伤亡4716人，平民伤亡1440人，未计入宁波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总数。

　　宁波人口伤亡特点：一是日机轰炸是导致宁波沦陷前人口伤亡的最主要因素，占直接人口伤亡总数的16.1％。二是以细菌战导致的伤亡极为悲惨。1940年的细菌战导致12户人家的45人全部死亡。三是以性侵犯导致的伤亡最为恶劣。据统计，受到日军性侵犯的宁波妇女人数为1547人，包括“慰安妇”309人。年纪大的60多岁，最小的仅13岁。

　　宁波财产损失价值统一折算为1937年7月的法币币值，共计7183万元。

　　社会财产直接损失数据，指社会财产遇到敌军攻击、轰炸或掠夺直接造成的损失，分为工业、农业、交通、邮政等11大类，共计2282万元。

　　社会财产间接损失数据，指社会因抗战增加的费用，如迁移费、防空设备费、疏散费、救济费、抚恤费等；各种营业可获利润额的减少及其费用的增加；伤亡人员的医药、埋葬等费用，分为工业、农业、交通、商业、公共事业等12大类，共计1457万元。

　　居民财产损失数据，指抗战时期因日军的侵略而导致的平民的财产损失，分为土地、房屋、树木、粮食、生产工具等11大类，共计3444万元。

　　宁波财产损失的特点：一是损失惨重。1940年7月，日军第一次在镇海登陆时，镇海县的武林镇，原有房屋1200余间，几乎夷为平地。二是时段集中。1941年宁波沦陷那一年损失最多，共计2820万元，占财产损失总数的39％。三是房屋财产损失价值最大。居民房屋财产损失49032.5间，1110万元，占财产损失总数的15.5％。

　　甬商与抗日战争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教授 乐承耀

　　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爱国主义的一面大旗，各阶层爱国人士集合在这面旗帜下，进行全民族浴血抗战。富有民族大义的甬商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战，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

　　声援抗日将士。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关头，甬商发表时评，声援抗日。1931年9月21日，秦润卿召集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紧急会议，讨论对日问题。9月26日，虞洽卿、方椒伯参加了20万群众组成的抗日救国大会，主持大会通过了13项抗日主张。11月15日，虞洽卿、秦润卿等甬帮企业家列名上海各公团，资助在黑龙江孤军奋战的马占山。1932年，镇海商人金芝轩为19路军赶制并捐赠钢盔2万顶。

　　救治伤病员。上海两次淞沪战争，伤亡惨重，甬商救治伤病员不遗余力。宁波同乡会在康脑脱路设立了伤兵医院，救治了200余名伤兵。刘鸿生和史量才开办了第四伤兵医院，救治了近百名伤兵。爱国实业家方液仙在中化社厂内办了伤兵医院，及时救护19路军伤员。奉化人竺梅先邀请医师主持医务，在1个多月内，救治伤员500多人。

　　组织义勇军。鄞县商人项松茂在五洲皂药店厂内编组义勇军一个营，自任营长，聘交通大学军事教官施以军事训练。“三友”引翔港总厂，在宁波实业家陈万运的支持下，发动组织三友抗日义勇军，下设3个连，总计有400余人参加。

　　募集慰劳金和慰劳品。“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发起全厂捐献一天工资，援助东北义勇军。蒉延芳一次捐出5000元交予宋哲元，慰劳他在喜峰口一带与日军激战。天厨味精厂捐款购买飞机2架，支援前方战事。1932年2月1日，《申报》刊载宁波同乡会《为征集犒劳将士物品启承》，仅10多天就募捐犒劳金3122元，物品数百件，还购买了1.4万双草鞋。为支援前方作战，虞洽卿、秦润卿、方椒伯等募捐购5架飞机。

　　抗日战争期间，甬商一身正气，对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维护了民族尊严。日伪引诱甬商担任伪职，都遭拒绝。如陈万远，日伪要他任杭州维持会会长，遭到严词拒绝。尤其是项松茂父子，面对敌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为维护民族尊严，1932年9月1日至18日，中国化学工业社、三友实业社等甬商实业家所创办的9家工厂联合组成“九厂临时国货商场”，九家企业每家各出两种国货，计18种商品来寓意“九一八”，不忘国耻，举行为期18天的大廉卖，活动取得空前成功。

　　日机狂轰滥炸，造成人们流离失所，尤其是两次淞沪战争期间，进入租界的难民就有70万人。甬商建起了14个难民收容所，并发起募捐和个人捐资。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宁波旅沪同乡会车队共出车数百次，救出同胞数十万人，其中遣送甬籍难民16万人。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斗争特色

　　宁波大红鹰学院处长 劳晓燕

　　始建于1941年5月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根据地从创建至发展，困难众多，情况特殊，留下许多成功经验，具有一套很有特色的战略原则和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和战略依据。

　　1939年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浙江考察和宣传抗日事宜，对中共浙江省委作了坚持持久抗战、加强党的工作的重要指示。之后，定海、镇海、余姚相继沦陷，中共宁波地方组织及时在当地建立了游击区和游击武装力量，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论，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毛泽东在1938年5月明确指出：“由于抗日战争是没有后方的，无固定战线的犬牙交错的战争，故必须建立敌后根据地。”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对抗日力量薄弱的浙东———沪、杭、甬三角地带增辟新的战略基地，并委派谭震林主持此项工作。

　　从1941年5月起，中共浦东工委领导的两支武装，分批渡过杭州湾，抵达浙东三北敌后，着手开辟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

　　在浙东创立抗日根据地，还因为这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早在大革命时期，宁波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四明山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周边与余姚、慈溪、上虞、鄞县、奉化、新昌等接壤，在游击战争中回旋余地大，具备退可守、进可攻之优势。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策略，较之其他根据地有自身的特点。

　　初创时期实行“灰色隐蔽”的斗争策略。1941年5月至9月抵达三北的浦东抗日武装，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种子”。抵达初期，都未曾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利用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番号。采取“灰色隐蔽”的斗争策略，是根据当时的浙东敌、我、友三方形势决定的。

　　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展开统战工作。谭启龙回忆“抗战初期浙江党的统战工作，在全国除武汉外，是做得最好的”。浙东根据地的党和军队对敌后的友军、友党及地方人士、地方政府，在抗日、民主、不反共的原则下，一概争取、团结合作。对工商业，实行合理税收政策，支持商品流通、买卖公平。通过减租减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团结地主共同抗日。

　　及时建立和强化党、政、军的统一领导。1942年7月成立中共浙东区委，统一领导浙东党组织。8月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把原三北后方办事处调整为三、四、五支队办事处，把办事处转变为政权性质的职能机构。适时建立规范的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对浙东长期独立抗战、创建发展浙东根据地有深远意义。

　　浙东抗日根据地红色货币的历史追溯

　　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 贺永初

　　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间，中共浙东区委在组织武装抗日斗争、进行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金融、财税工作，建立银行，创办印钞厂，发行抗日货币，抵制日伪货币流通，以支持抗日武装斗争。

　　浙东抗日根据地创立之初，根据地的发展饱受敌伪控制货币命脉、进行经济渗透与打击之苦。在中共浙东区委的领导下，根据地加强财政金融工作，开展了一系列货币斗争。

　　设立抗日银行和金融组织，发行根据地抗币。伴随浙东抗日根据地不同阶段的斗争需要，根据地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抗日的金库、银行和地方商会等金融组织，发行了金库兑换券、浙东抗币和民间商会币。

　　设立适应抗日游击战争需要的抗币印钞厂。浙东银行印钞地点都在深山老林，隐蔽性好。1945年初银行币开印时，先在上虞小陈岙印制正反票面，完工后由民工挑着抗币，翻山越岭，武装押送至鄞县王家坪套印票币号码，加盖正副经理图章，然后付诸发行流通。

　　浙东金融在红色金融中有重要地位。浙东银行设总行、分行、支行、办事处等机构，总行设于横坎头村。其特点：一是分支机构完整，组织管理严密，是抗日政权的一部分。二是章程完整、条例严明。浙东行政公署公布了《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和《浙东银行条例》，浙东银行的一系列条例和管理体制，都参照了中央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政策和组织形式。三是业务齐全。主要业务为：经理发行抗币；经理政府金库；放款存款储蓄等。这在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中都是领先的。

　　浙东根据地抗日金融组织的建立与货币的发行，有力支持了党领导下的对敌经济斗争，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了根据地的商品交易，活跃了物资交流，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财政收支，繁荣了根据地经济。

　　红色货币的印铸发行，解决了浙东抗日军队急需的军费问题，保证了军队所需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供应，为粉碎日伪军队对根据地的疯狂进攻提供了资金保障，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货币的发行和银行工作的开展，也积累了金融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批我党早期的金融干部，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同仇敌忾御外侮 热血丹心照青史

　　中共宁波市北仑区委党史办副主任 郑春光

　　1940年7月，戚家山一带经历日军残暴的袭击，爱国将士英勇抗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5天多，成功击溃日军，粉碎了日军攻占镇海要塞的企图。成为抗战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反登陆海防战大捷，被誉为“浙东的台儿庄战役”。

　　在此战中，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军400人，击伤600多人，击落敌机一架，创造了步兵用轻武器击落飞机的一大奇迹，敌酋萍乡月蜀因战败切腹自杀。中国军队600余官兵阵亡，580多人受伤。战役的胜利，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敌情判断准确，指挥有方。战役之前，守军已严密监视日舰在舟山一带的活动，对日军意图判断准确，早调防部队到各地布防。日军的避实就虚、迂回偷袭的一贯战术为中国军队掌握。了解了日军企图进犯路线，以大部分军力，配备于两翼，乘日军登陆之际，予以出击。第194师和第16师密切配合，兵力转进迅速敏捷，取得了主动地位。

　　爱国官兵作战奋勇，舍生忘死。此次战役，日军拥有军舰上的火炮和飞机配合，占有海空优势。守军194师最好的武器是重机枪和迫击炮，16师也不过多了几门小钢炮。但中国军队没有丝毫畏惧，一个个奋不顾身，殊死拼杀，书写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历史。战斗中爱国将士为国捐躯的场面极为壮烈。48团一班长因伤重未撤，伏在山路旁，敌军经过身旁时，毅然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22日晨，戚家山主战场，停放着21位阵亡官兵的遗体，血迹未干，有的还睁着双眼，似怒视着敌人；有的还张大着嘴，似在怒吼。墙边倚立着一扇旧门板，上面用木炭写着“英勇的弟兄们，你们的血肉，已经筑起新的长城，可以瞑目了”，表达对英灵的告慰，见者无不热泪满面。

　　军民联合一致，众志成城。战役中，从军队官兵到普通民众，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筑就了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此次战役，爱国人士唐爱陆先生为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兵、捐募物资竭尽其力；地方百姓倾力支援，自愿奉献物资；男女老少、商家积极参与抢运伤员、提供茶点等志愿活动；有位老太太还不惜将自己的寿棺敛葬一名中途牺牲的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