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土地合同租约文契。（陈长云 摄）

　　“因去年敌寇陷境，学校停顿，今年二月，敌人又将校舍全部拆毁……以后赶退鬼子，学校得能恢复后，仍由校方赎回……”这是一份７３年前的土地合同租约文契，背后“诉说”着一段动荡的抗日风云。家住慈溪宗汉街道怡园村的陈渭南老人就是这份文契的持有人，文契上的承租人陈长禄是他的父亲。

　　房子翻新发现文契

　　今年７１岁的老陈昨日告诉笔者：“父亲去世后，文契由我母亲保管。直至母亲去世，近年又翻新房屋，才发现了这张文契。”

　　这份土地合同租约文契签订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即１９４２年。当时，陈渭南还未出生。他说，自家的东边就是保塘庵，原来办有一所学校。１９４１年日本鬼子入侵后，学校停课。次年２月，保塘庵被全部拆除，学校西边的操场成了一块荒地，当时由保长和学校负责人（即代笔人陶其情）经手，这块地被租给陈渭南的父亲管理耕种。

　　这份文契共４３３字，是日寇侵略破坏以及百姓抗争的缩影。行文中将日本侵略者描述为“敌寇”“敌人”和“鬼子”。对于这些贬称，陈渭南兴奋地拍了拍桌子说：“我父亲当时胆子真大，如果这份合同被日本侵略者看到了，那可是要杀头的呀！”

　　老人回忆抗日风云

　　８７岁的陈小芳是老陈的堂兄，也住在宗汉街道怡园村，他是保塘庵办学、停学、拆除的亲眼见证者。

　　陈小芳告诉笔者，保塘庵原来是为了祈求保塘固基而修建的，共有四进三大殿，其中第四进有５间房子，一直被用作学校教室。１９３６年，８岁的陈小芳在此读书，当时校名是“私立保塘初级小学”。

　　然而好景不长，１９４１年日本侵略者进驻庵东，设立据点。保塘庵建在崔陈江和潮塘江的转折处，是日本侵略者从余姚据点到庵东据点的必经之路。陈小芳回忆，当时日本侵略者每天扛着枪，在路上来回走动，而强占的物资也通过崔陈江至潮塘江，运输到庵东据点。“看到百姓，鬼子就强迫他们当纤夫，若有不从，就扇巴掌、用枪柄砸打，”他说，“好多学生和老师很害怕，不敢来上学，学校只得被迫停学。”

　　停学后，不少抗战人士纷纷以保塘庵为掩护，突袭日本侵略者和他们抢夺物资的运输船。由于保塘庵水路、陆路四通八达，日军难以抓住这些抗战人士，一怒之下便将保塘庵彻底拆除。

　　陶先生促成文契

　　被强拆后，保塘庵成了一片废墟。学校负责人陶其情先生不忍操场荒废，在征得当时保长的同意后，将操场的一亩地出租给在学校附近居住的农户陈长禄，于是有了陈渭南手中这份珍贵的土地合同租约文契。

　　说起陶其情，陈小芳感叹：“陶先生非常痛恨日本人。”据宗汉街道地志办公室提供的材料：陶其情妹夫的哥哥陈广济，于１９４１年６月参加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四大队，后任大队长。陈广济的家就在保塘庵西面，他在姚北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这份看似平常的土地合同租约文契，带着当时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我要好好保管这份文契，当传家宝传下去，让大家不忘历史。”陈渭南说。

　　慈溪市博物馆馆长、慈溪市文管会办公室主任厉祖浩介绍，这是一份有收藏价值的文契，因为文契中明确提到了学校被日军所拆毁，所以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有一定的佐证作用。

　　□通讯员 陈长云

　　记者  朱和风